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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文学批评理应有新变化、新作为、新格局、新气象，其要义有二：一是回归文学批评本体，使文学批评更加符合自身的内在规定，还批评于批评；二是使文学批评具有“新时代性”，成为有利于新时代发展的“文学利器”。 文学批评应该顺应时代，改变策略，更有效地介入文学、介入大众的生活，在文学阐释、文学传播、文学建设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使自己更有用，更有存在的合法性和独立价值。 新时代带来文学处境的新变化 今天的时代与以往相比已发生了空前的历史性巨变，对于这个时代人们已有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称谓：信息社会、消费社会、符号社会、后工业、后现代等，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地球村落化”、“世界互联网化”、“自媒体圈群化”（单位人、社区人变为自媒体部落人）、“生存人工智能化”。互联网、多媒体、娱乐形式多样化、商业和消费主义盛行、全球一体化价值凸显等都是新时代的显著特征，它们综合起来构成了新时代的新变化、新特征，在总体上刷新和改写了文学生存、发展的现实环境。在此情势下，文学结构的“四要素”：世界、作品、作者、接受者等都已有重大的变化。 就文学所要反映的“世界”而言，“现实”（世界）已成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全新现实”，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现实的互联网化”。英国的波普曾经提出一个“世界3”理论，强调精神产品的世界独立性。相比照来看，我们今天的“现实”又有了一个新的“现实3”，它就是“互联网”。“互联网”是一种数字化的“电子虚拟系统”，它把现实异化为一种被虚拟电子系统控制、支配的“电子化现实”。它使生活就像“光量子”一样，发生了现实和虚拟的某种“量子性纠缠”，构成一种“现实与非现实”的“叠加态”，使现实中有“虚拟”、“虚拟”中有“现实”，两者彼此莫辨，难分难解。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向边远山村的普及、覆盖，其现实性和普遍性会越来越强。当然不是说网上的生活完全与现实无关，而是说它可以改变“现实”的传统疆界，使人们瞬时可发生虚拟性的穿越、超越，而其内容可以是当下的、此地的、真实的，也可以是历史的、异地的或虚幻的。这样的“现实”无疑就变得浑沌、复杂，真幻一体，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是更加“个人”、“主观”和模糊了。在这种“现实”中个人的参与度更高、主观的“可写性”更强。表面上看，是多了一个全球覆盖的互联网系统，而实际上则是人为的“创制”已主宰性地参与了“现实”的“动态构成”。 在此意义上，文学摹仿“现实”就几近于在摹仿另一种“文学”了。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写现实”就意味着“虚构”，意味着“超现实”，也因此就在实质上与“仙侠”、“玄幻”，甚至与“动漫”、“科幻”都没有太大的区别。这就是法国波德里亚所说的：仿真比真实更真实，在后现代已不是文学在摹仿现实，而是现实在摹仿文学。这也就是在今天为什么“非虚构写作”和“仙侠”、“玄幻”写作能够并驾齐驱，齐舞共欢，成为文学艺术的一时之秀，而“现实主义”、“反映生活”的声音，却难免会让人觉得不再有力的原因所在。因为此“现实生活”已非彼“现实生活”，它不再有昔日的模样，已成了一种“非现实”或“新现实”，已变得像文学一样富有虚构或幻想的性质，因此原来的以“生活真实”为摹仿目标的“现实主义原则”就在一定程度上“测不准”、变形，失去了应有的“阐释力”和“辨识度”。一句话，传统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已在一定的层面上失效了，而我们的批评家并没有及时地调整、升级自己的“武器装备”，或者至少缺乏足够的“现实辨识自觉”和“理论更新自觉”。 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社会在表面上是乡村城市化、贫困不断向富裕转化，原来的农村、农民正在大面积地消失，而变成现代性的村镇或城市的居民、“农民工”。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人们的实际生存也越来越被整合为“均质的单一模式”：互联网“一体化”、技术与金钱联盟的“均质化”、人的价值和思维的“单向度化”，比如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已无太大区别，中国的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在实质上也区别不大，就中国的学校而言，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在大一统的“工业化操作层面”也区别越来越小。为什么？盖因工业化、商品化、市场化、互联网化、媒介化、技术化、格式化、电商化、物流化、人工智能化等使然。也就是说有一种东西在悄悄地通约着这一切：格式化的互联网技术以及技术主义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模式。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现实”就异变为一种“均质化”、“单一化”的现实。也就是说“一体互联相通”的“互联网”（当然还有全球经济一体化、社会的高度开放等因素），让中外与城乡都变得越来越像是由一个共同的模子铸造出来的彼此相似甚至相同的“复制物”。生活的相似性、同质性越来越大于它的相异性和异质性，而理想的生活应是丰富多样的，它应符合“生态科学”的要求：整体性和丰富性的统一。无疑，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应该有维护现实的“生态化形态”的自觉，应成为引领人们反生活均质化、单一化的“火炬”和“新动能”。而实际上两者在这方面还缺乏足够的自觉。 以上可以说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面临的最大的新前提，它决定了文学的以下几种变化： 第一，作者、读者、批评者在一定程度上已越来越成为“经济人”和“媒体人”，其价值观也越来越趋于“实利化”、“实用化”，对待文学的态度也越来越趋于功利化、娱乐化和消费化。这显然对理想的文学生产是极为不利的。鉴于此，文学批评就应该有意识地在矫正时弊、导正社会审美风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要真正扭转大势并不容易，但却不能因为不易而放弃自己的“内在职分”。 第二，在这种现实面前，以个性特征为重点的“典型性格塑造”已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文学的首选，取代它的是以平均态的“理念”为重点的“观念性人物”。 第三，独立文本逐渐面临“超文本”、“跨文本”或“泛文本”的“解独立化”威胁，而难以依然故我。其缘由，一是因为文学作品越来越多、越来越全，二是因为现实中的人和物以及文学作品都越来越置身于可即时链接状态，在此情况下对任何一个人而言，一个自媒体在手，便可瞬时实现信息全球通，这样，文学信息量的大全式覆盖、联通，或曰文学作品之间的“大全式互文关联状况”，就使比较纯粹的原创变得不那么容易，其结果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文本已很难“独立”，所谓的“原创”也就只具有某种相对意义。 同时，互联网的“大通约”（数字化、信息化）、“大链接”模式，也使“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方式”在传播文化中享有主宰性和优先性的霸权，比如网络IP的走俏，小说借影视转化而得以广泛传播等就都说明传统的“文学方式”已不再能完全“自持”、“自足”。这意味着文学想扩大影响、得到广泛传播，就必须“出己”、“越位”，向更易于传播的媒介和形式转化，因而文学作品的“可改编性”在此意义上会高于它的“不可改编”的独立性和独特性，或向影视等大众传播形式转化就往往成为文学的“时尚性选择”。 第四，相对而言，“解释的文学”比“沉默的文学”会更受欢迎。一方面，人们要“快消费文学”而非“慢领悟文学”，要求文学更易于被自己不费力气地啃食、消化。而另一方面，人们也需要一种更符合“灵魂尺度”的意义系统来对抗和超越“物体系”、“技术套路”、“商品丛林”和“互联网生存模式”对自己的限制，此时单靠“形象肉身”已难有大效，因为现实并不缺“形象肉身”，社会已高度拟象化和“景观化”了，深陷“形象丛林”中的人们更需要的已不是“形象”而是对现实做出或批判或建设的解释。一句话，他们更需要思想和“意义”的武器，这也就是微博上、微信公众号上那些“软文”、“心灵鸡汤”能够流行的原因。 或者还可以这样表述：生活需要梦，但大众的梦来自于解释，来自于恰当的“说理引导”，来自于对现实具有一定超越性的意义系统的拯救。因此有一定说理性、解释性的文学作品就会成为大众热需的“精神消炎药和补品”。 第五，“个人的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已变为部落的、类型的文学，比如“郭敬明现象”、网络文学、微信群文学等即是。 谁都知道文学写作是纯个人的事情，但文学的传播和接受却是非个人的，这在物化、均质化、平面化的技术时代就更是如此，人们需要抱团，需要结盟，需要借新的“文化部落”来实现对物化现实的对抗和超越，在此情境下，人们即使是“乌合之众”，那也需要“乌合”。我们只要注意一下近几十年来的“粉丝文化”和“粉丝秀现象”就明白了。原因很简单，因为生存和生活方式的高度一体化、均质化和刻板化，人们才需要在心理和精神上“一花独秀”、“红杏出墙”，但这种技术主义的工业丛林、文化水泥又实在是太过强大了，任何普通的个体都远无法与之对抗，故借明星结盟而突围就是惟一的可选之路。也因此，文学要想为大众喜欢，就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往部落的、群体的或类型的文学靠拢，就应该向各路“明星文化”学习如何去形成自己的“粉丝群”。 总之，处境非昨，文学遇到了新的环境、新的问题，人们的互联网生存方式、现实的虚拟性、网络影视等媒体对文学的挤压、人们以现实价值追求的娱乐化、易接受性等，都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当然这挑战又可视为促使文学新变的一种新的要求和机遇。 全面讨论文学的新变不在本文设定的范围，下面只对文学批评如何更好地适应新时代提出一些简要的设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