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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可以虚构，这是小说这一文体的特权。这一点，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但是，在处理历史题材时，小说家可以虚构吗？如果可以，有没有一个需要被遵循的边界？ 我相信，王志国在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大辽王朝》时，肯定也遇到并思考过这一问题。否则，他的这部作品不可能呈现目前这样坚实而丰满的面貌。作品从契丹族的发祥起笔，中经大辽建国、达至鼎盛，一直写到大辽帝国走向衰败、灭亡，皇皇42万言，前后跨越200多年，读来却丝毫没有枯燥和倦怠之感。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我看来，主要原因就是作者很好地处理了文学和历史的关系，具体说就是作品兼具了文学的丰盈和历史的真实。 应该说，对于历史上的契丹族以及这一民族创立的大辽帝国，大多数人与我一样，并不十分熟悉。史书或文艺作品即便偶有涉及，也多语焉不详。契丹族发祥并主要活动于东北地区。作为一名东北籍作家，王志国就地取材，再现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书写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歌哭，应该说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小说家在处理历史题材时，当然可以“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但是，王志国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虚无历史，也没有将历史作为娱乐消费品，而是选择用一种艰难而“笨拙”的方式来处理历史，即尊重历史本身的方式。我相信，为了创作《大辽王朝》，作者肯定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 整部作品气势恢弘、格局庞大，不但完整呈现了契丹族的发展史，而且还涉及到辽与北宋、辽与金、契丹与党项等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纵览全书，作品中的很多情节在史料中均有据可查，正所谓“大事不虚”，也使作者“想把一个相对真实的大辽国展示给大家”的创作意图得以实现。作品的谨严之处还体现在，即便是一些非史实的细节，作者也没有随意杜撰。比如关于契丹族的起源问题，作者就采用了契丹人关于自己始祖的传说，即“青牛天女”与“白马仙人”结合繁衍的故事。 更为可贵的是，除了尊重史实、以史实为本，作者在创作中还始终抱有一种历史反思精神。作者并不满足于还原一段历史，他有更深沉的追求，希望透过历史的迷雾，探求历史背后的真相和规律，进而让历史成为当下的镜鉴。在作品结尾处，作者借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口，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契丹人当年立国兴邦，开疆拓土，甚至马踏中原，逼得北宋签订《澶渊之盟》，可谓辉煌一时，为什么最终落花流水、国破家亡？完颜阿骨打总结了4点原因，核心观点是“契丹人不是输在我们手里，而是败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这种历史反思精神，其实是在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历史真实。 在追求历史真实的同时，作品并没有被历史本身所束缚进而丧失文学的丰盈。说到底，文学创作不可能是史料的堆砌与缝合。在小说家手中，史料再多，也仅仅是没有温度的素材。文学的价值是给人温暖和感动。《大辽王朝》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章节，是对契丹萧太后萧绰与“大辽国第一勇士”韩德让的形象塑造。在《大辽王朝》中，萧韩之间的爱情并没有成为吸引眼球的噱头，更没有让严肃的历史叙事让位于浅薄的男欢女爱。当初萧绰与韩德让由于机缘巧合而一见钟情，进而情定终身。不料，萧绰被征入宫，封为贵妃，一段姻缘就此破灭。不过，在内心深处，两人一直深藏着对彼此的爱。虽然后来韩德让也入朝为官，甚至官至宰相，但在情与理、家与国之间，两人始终坚守着最理性的选择，一个全心侍君，辅佐皇帝成就大辽伟业；一个南征北战，功勋赫赫，成为大辽国的中流砥柱，却始终孑然一身。景宗皇帝驾崩之后，按照契丹族夫死再嫁的传统，萧韩完全有理由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为了大辽国的万里江山，为了契丹族的和谐稳定，两人仍然固守精神之恋，不越雷池半步。这种建立在家国情怀之上的牺牲精神，既赋予人物人性的光辉，让作品有质感、有温度、有情感，又让人产生荡气回肠的崇高审美感受。 事实上，《大辽王朝》在处理历史题材时所兼顾的历史真实与文学的丰盈，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已有很好的典范。当下的历史题材创作，真正兼具历史之“真”与文学之“美”的佳作还为数不多。某些作品或者置真实的历史事实不顾，穿凿附会、胡编乱造，虽然在文学性上可圈可点，但因为失却了历史之“真”，所以文学之“美”也就沦为虚幻，只剩下可怜的娱乐之用；或者囿于史料，深陷在历史事实之中不能自拔，缺少驾驭史料进而赋予其文学属性的能力，其结果就是徒有历史之“真”，而无文学之“美”，最终形容枯槁、干瘪无味的“真”也丧失了被亲近的魅力，无人问津。王志国的《大辽王朝》，在历史之“真”与文学之“美”的兼容性上，还不能说已经达于至臻，但起码方向是正确的，这种努力值得肯定和赞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