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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实践与理论探索，大致可分为开创、发展与成熟三个时期，每个阶段都与国学发生了全面接触，并随着对其深度介入而逐渐改变和更新了传统国学研究的范围、理念与方法。 发现古典文学新天地 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开创期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因受西方新概念新方法冲击，我国学术界一方面出现方法论热潮，一方面也面临着普遍的学科危机。人们不断地从西方寻找理论资源，在尝试了几乎能找到的学术武器后，终究感觉到中西方之间的种种隔膜，以本土材料印证西方理论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学术需要，而以西方理论的手术刀解剖本土案例也并不顺手。在此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叶舒宪编译了《神话—原型批评》一书，对加拿大批评家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进行重点译介，由此，“神话”和“原型”概念在中国得到了持续的关注，并引发“神话—原型批评”的研究热潮。 在我国大学中文系的学科体制中，习惯上把传统文化典籍归入“文学作品”范畴，当代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者也习惯性地在“神话”中寻找“文学”。当然部分原因可能也要“归咎”于弗莱本人，因为他的理论本身就为文学研究的范围划定了一个“文本”的界限。尽管在《伟大的代码》一书中他强调其副标题为“圣经与文学”，而不是“圣经中的文学”，并反对在圣经神话中寻找文学故事的做法，但这似乎并没引起我国学者的特别注意。 问题是，与西方完整而系统的神话文学相比，人们感到中国神话材料和资源的“匮乏”，有学者据此认为这一西方理论并不能适用于中国文学研究。但是少数探索者终于认识到所谓“神话”不仅是文学故事，它还是原始仪式的伴生物，带着古老巫术的痕迹。更为重要的是，各种神话意象背后的“神话思维”（或称“原始思维”“仪式思维”等），是极其宝贵的民族文化财富，潜存着丰富的文化基因，那些原本被视为“谬悠缘饰之书”的如《山海经》《楚辞·天问》等，在中华文化遗产中完全应该居于核心地位，这是一个比“文学”更加广阔的天地和更加值得研究的领域。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原型批评作为文学批评理论，当其“旅行”到中国后，却引导着一些学者逐渐走上了以民族神话为主要对象的研究之路。“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堪称这一研究方法结出的硕果。因受到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金枝》的巨大启发，以及顾颉刚、闻一多等前辈学人的实践操作和研究成果的鼓舞，萧兵的楚辞神话研究在传统文字训诂的基础上，加以大量的民俗资料作比较和旁证，多有创获。正是因为有了大量民族与民俗材料作参证，虽然只是间接引用，但是相比近代历史上王国维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以考古代历史文化的“二重证明法”，则算是又向前迈出了探索性的一小步。 开拓传统文化新空间 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发展期应始于1997年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会的正式成立。在其早期，大多数成员没有受过人类学正规训练，基本上是做案头工作，学者们仍然只是受到西方古典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启发，在学术视野和研究对象的范围上寻求扩展。但随着西方人类学著作的广泛译介，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者及时跟进西方当代人类学前沿理论，同时进行深入的学科反思，一些学者开始走向“田野”，渐渐地超越了“神话文学”观，从弗莱“文学的人类学研究”理念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同时也回应了文学研究之文化转向的世界趋势，最终，学术团队找到了“文学与人类学”的学科交叉地带，即口传与仪式的活态展演场境。 前人留下的浩瀚典籍只能算是整体文化中的一部分，而且很可能是“小”的而非“大”的那部分传统，传世文献的书写情境中明显受到王朝叙事和皇权意识形态的影响与控制，遮蔽和压制了民间和民族文化的部分。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字的抽象化、抒情文类的精练化、书写的理性化等，不可避免地遗漏和过滤掉许多文化信息，造成后人理解上的困难。古人虽然说过“礼失而求诸野”，但如何求法却没有指出有效路径。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者进一步认识到，仅以人类学理念研究传统文化中较高的层次，虽然在经典阐释上取得了不俗成果，但还是没有跳出考据学的范围。真正的人文学科现代转型必然涉及对文化传统的整体把握和系统描述，也就不应该遗漏无文字和半文字的社会阶层及其文化， 应该具备整体观照中华多民族文化的广阔视野。 这一时期学者已逐渐认识到将传世文献与民间活态传承、将汉语典籍与民族文化资料进行关联和对照的巨大效用。经史中的历史叙事、方志记载的风俗年节等，可与民间、民族社会的展演情境联系起来进行立体观照，我们绝不能满足于在书本上看到相关的文学与文化“知识”，更应看到特定社会人群对此“知识”的实际“使用”。在这方面， 不少学人颇有建树，如徐新建对西南多民族文化的研究，彭兆荣对“文学与仪式”的考察，刘守华的民俗学和民间故事学研究，等等。可以说，人类学的草根性帮助我们发现了国学的根基原来在民间，也帮助我们逐渐突破了以诸子为源头的传统国学理念，开始真正触及传统文化的根基和本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