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
    
    启功骆芃芃为启功刻过的一些常用印章
    我说我刻得不好，他却笑呵呵地说：“好啊，好啊，真是好，我喜欢。”不几天，他让人送来了一副对联给我。我打开一看，惊喜万分，启先生亲笔为我写了一副对联，上面盖的就是我为他刻的那两方印。后来那两方印他一直用了将近10年之久。
    每年的春节我都要去探望启功先生，除了平日的造访外，这几乎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还记得2005年，启功先生的情况比往年差了许多，节前就一直用静点治疗着。为了保障启先生的健康，家属几乎不让客人去探望，基本上都婉言谢绝了。那一天，下着蒙蒙的细雨，我赶到启先生的家，他的亲属见是我就去通报了一下启先生，我当时本来也想先回去，等他好些再来，可是家属告诉我说启先生要见我，我当时真是兴奋不已。但当我见到他老人家时，我却非常难过。启先生重病在床，已不能坐起来，我们的整个谈话他都是躺着和我说的。启先生问起我的工作，我的生活。尽管他已气力很弱，但头脑仍旧异常清醒。那天我怕启先生太累，坐了一会儿就起身告别。不知怎么了，我当时没有马上就走，我想再多看启先生两眼，于是就站在门口一直看着他久久没有离去，而启先生还以为我已经走了。万万没想到，从那一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敬爱的启功先生竟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启功先生是当今的国学大师、书法巨匠。人品、学品、艺品都是有口皆碑的，正如他给北京师范大学写的校训一样:“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启先生不仅在他的学业领域里做得非常出色，而且他还十分注重对年轻人的关心和培养，在这一点上我有着深切的体会。
    我认识启功先生是在1980年。那一年，我刚到荣宝斋做一名书法篆刻的练习生。启功先生当时经常去荣宝斋，出于这样的原因，我有幸认识了启功先生。启先生给我的印象除了大家都熟悉的大家风范以外，更深刻的就是平易近人、诙谐幽默。在和启功先生的接触中，他非常关心我的进步和成长。为了激励我的进步，他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让我为他刻印，而且刻完了他真的使用，一用就是几年。其实我深知我那时刻得并不好，只是启先生为了鼓励我罢了。记得有一次他让我刻“启予手”和“功在禹下”两方印。我说我刻得不好，他却笑呵呵地说：“好啊，好啊，真是好，我喜欢。”不几天，他让人送来了一副对联给我。我打开一看，惊喜万分，启先生亲笔为我写了一副对联，上面盖的就是我为他刻的那两方印。后来那两方印他一直用了将近10年之久(见图)。
    启先生在评价我的印时，从不直接指出好与坏，而总是循循善诱。记得有一次他看完我的印说，刻印的人一定要多写篆字，他说“汉碑额”是最有效地将书法和篆刻结合在一起的字体，他建议我要多写。启先生对我艺术上的指导，令我终身受益。
    让我最最难忘的是，启功先生是我加入西泠印社的介绍人之一。2000年的一天，我去看望启先生，谈起西泠印社的事，他突然问我，你是不是社员，我说我还不是。启先生问为什么?我说我没有写申请，并且也没找介绍人。启先生说，我来做你的介绍人吧，随即他郑重地用毛笔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见到启先生如此关爱我们这些晚辈，我当时的眼泪夺眶而出。启先生呀，您日理万机，还不忘惦念我们晚辈这些细小的事，让我如何承受得起！
    启功先生，中国当代最伟大的国学家、艺术家，他不仅是我的恩师，同时也是我艺术成长道路上的恩人。他永远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效仿的楷模。我要用我最诚挚的心、我的行动，去悼念启功先生，并祈福他老人家快乐、天安。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