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之道、辞章之学与散文之道，这三个概念照应了为文之道从文章学到文学学的演变路径。前两个概念属于文言时代，后一个概念则属于白话文时代。虽然，在阐发散文的历史发展状况之际，人们可以兼容古今，视《庄子》、《史记》、韩愈苏轼之文、晚明诸家为中国散文的高峰所在。刘勰之述，苏轼之论，王国维之说，他们的审美主张也可以古为今用。但以上这些事实无法取代百年白话散文经历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之后新的审美向度与审美新义的确立。古典时代里，道统高于君权的信念体系之下，所谓君子之文，以言道也！为文之道与辞章之学被打上深厚的殉道的烙印。
    现代散文则撇开了文章之道与政治哲学、人伦教化的杂糅，具备审美性、个人性、独立性的文本得以确立。郁达夫“个性的最大发现”之说，周作人独特的“美文”观，较好地阐释了散文之所以为散文的题中之义。新时期以来，随着散文热潮的发生，林贤治、谢有顺等人分别著文，就散文的审美本体展开反思，并将散文文体的核心理论建构引向自由精神的确立之上。若仔细加以梳理，从个性的发现到自由精神的确立实际上有着明确的承继关系。个性的发现意味着思想启蒙、审美启蒙作为前提条件而存在，如此，才会有精神个体性的真正显现，同时也意味着支撑个性的维度为现代性的维度。白银时代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经指出，个性具有社会根本无法到达的深度。而自由精神的内涵，则指向思想的自由，指向社会空间对个体性的尊重程度，既有着向内的一面，又有着向外的一面。其中向内的一面，即个性的自觉守护与自觉呈现。
    以上关于散文审美本体的认识成果，沿着文学是人学的思路而来，以命题形式而呈现，对于什么是好的散文这个问题，尚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轮廓，更谈不上的量化式处理了。好的散文应该具备哪些特征？这就需要回到以文本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结合写作实践，加以描述和指认。对于这个问题，古典的文章传统曾经有过表述，比如孔子诗学观中的“辞达而矣，绘事后素”，韩愈倡导的“须言之有物，惟陈言之务去”，等等。但这些审核准则今天看来依然属于泛泛而谈的范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是刘勰关于文学的一个通变的观点，简约之美有其恒定性，但并不代表着万世遵循。就近三十年的散文流变而言，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与刘亮程的诗性村庄，恐怕与辞达，与言之有物等美学原则，其间的契合度就并不高。
    散文虽然包容性很强，其边界也是有弹性的，不过在今天，大致的写作路向可归类为二。一个路向朝着情思的舒展而进发，这个路子大致照应叙事散文、小品文、青春美文、游记等体式；另一个路向则注重个人识见的开掘，大致照应着随笔、序跋、手记等体式。题材也好，体式也好，皆非好散文的决定性要素，对于上述两个路向的散文写作而言，有两个共性的要素可视为散文抵达华章的必备内容。具体来说，一为散文语言，一为个性的确立。先说散文语言，这个要素涉及到最基本的传达与呈现层面。过去，人们的认识有误区，一直觉得家常话就可以写出上乘的作品，此论实谬。散文既然是文学之一种，那么它必须追求文学性，而散文语言就是文学性呈现的最直观的载体。卡勒所言的文学是语言的突出，这个准则可适用与一切文体。因此，表达的自觉是个基本的门槛，个体与语言、语词之间需要建立一个敏感机制，尝试着让笔下的词汇重新苏醒过来，赋予其独特的体温和含义。散文语言直接关乎着个人风格的确立，按照歌德的描述，风格又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这就意味着，一流的散文作品在语言层面必然体现出作家自身纯熟的话语呈现能力，文字之美或者文字之力与写作技巧、修辞之间，有着极佳的贴合度。如果要给出实证的话，且看鲁迅《野草》题辞的开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觉得空虚”，这种劈空之语，带着凌厉的力道扑面而来。后世评述其文，力透纸背，恰从这样的语言表达细节而来，而且，这个开头与《秋夜》相关两棵枣树的开头，曲率相同，它们既是深沉的，也是高蹈的。当下的散文作家中，语言上自成体系者可谓从者如流，格致的巫性色彩，阿薇木依萝笔下回到事物本身的能力所营造出的本色化格调，汗漫的空灵与柔性的如一，冯杰的幽默与通脱，塞壬笔下语词的灼烧感，等等，皆为示例。总的来说，若想具备个性化言说，陌生化乃必由之路，而诗性则是终极的目的，毕竟，艺术的本性就是诗，而诗的本性却是真理之建立。
    个性的确立实际上就是主体自觉的完成，就是对自由精神的把握和深透的理解。人是生来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语）。社会语境也好，艺术观念也好，皆会为写作主体设置重重障碍，冲破这些束缚当然需要勇气与胆识，需要思想的自觉。在这里，自由既是心智解放的过程，也是一种美学形式。作品中所内蕴的个性，作为独特的精神个体性的存在，与个体的思维方式和哲学观紧密相连，无论是描写星辰、天空，还是刻画植物、微尘，其后面皆含蕴着灵魂的形状与重量。而这些并非虚化的内容，而是指向孤独个体与外在事物之间在生命频率上所形成的切割与互振。其中的每一个形状皆是动人的，每一种声音皆是深刻的。
    当然，就情思的路向而言，至真至纯乃必然的要求，大家之作，其言情必沁人心脾，这是基本的标尺，而为文而造情则是大忌。就识见的路向而言，散文本来就是一种智慧文体，缺乏识见，作家笔下的对象就成了一堆提线木偶。即使是情思之作，识见也是必不可少的，反则，不独洞察力缺位，而且作品内在的情理逻辑也无法建立，“学诗者以识为主”，可谓古今同理。
    后城乡二元结构的当下现实中，将散文过多地放在抒发小情绪，消费各式各样的乡愁方面，我觉得并不是个好现象。散文是小言，同时也是一种大言，作为时代之大品，不能具备思想的穿透力，不能呈现中国式的智慧，不能与传统为文之道实现对接，这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表达、情感与思想，在文本中并不是疏离的状态，它们实则是一体的，如同歌德提及的那样：“艺术要通过一个完整休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