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建主演的豫剧《程婴救孤》剧照
    
    当代著名剧作家陈涌泉创作了数量颇丰的优秀剧作，这些剧作几乎囊括了全国的各类戏剧奖项，演遍世界许多国家，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他的多部剧本入选大学语文教材和《国家舞台艺术优秀剧目集》，写进《中国戏曲史》，成为新的经典。更难得的是，这些剧本在演出时大受观众喜爱，都成为剧团的保留剧目。这很大程度得益于其作品蕴含的文学性和思想性，即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关注现实、关心民瘼，彰显出剧作家所秉持的家国情怀与民本意识。
    发掘传统，烛照时代。优秀的历史剧应当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能够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穿越历史，烛照时代，对社会、人生产生启迪。《程婴救孤》蕴含了剧作家对民族优秀传统价值的充分认可。程婴与屠岸贾的长期对峙，是对正义战胜邪恶、忠贞战胜奸佞信念的坚守与高扬。程婴、公孙杵臼等人非亲非故，却在营救孤儿和全国婴儿时达成一种默契，自觉献出宝贵性命。这般高度自觉、视死如归的精神凝结成一股浩然正气，这就是愈挫愈勇、历久弥新的民族魂。他们用生命为正义开辟了绿色通道，也用忠贞、正义维系了民族的脊梁。在《李香君》中，陈涌泉将原剧中由杨龙友点墨桃花的情节，改为香君怀着爱恨情绪自画桃花。孔尚任是借离合之情，写朝代兴亡；陈涌泉则是借朝代兴亡，再谱离合患难之情，尤其注重发掘李香君在国破家亡之际所呈现的气节品格与文化内涵。李香君以青楼歌姬的柔弱之身，自觉扛起拯救国家民族的大旗，坚持自我操守与民族气节，恪守做人的基本准则，敢于对抗强权，藐视权贵，具有士大夫的可贵品格。《两狼山上》剧作家巧妙地突破奸臣当道、忠臣蒙难的窠臼，跳出杨家将惨死奸臣之手的悲剧宿命，将杨家将诸位英雄的价值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出来，褒奖其个个战死沙场、马革裹尸的英雄主义与爱国情怀。在杨家将身上闪烁的爱国主义光辉有着超越时空的历史性与永恒性，这也是杨家将戏经久不衰的内在驱动力之一。
    回归人性，寄托情怀。陈涌泉有着浓郁的平民情怀，对农民与下层社会有着特殊的感情与深层的悲悯情怀。对阿Q，如果说鲁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么陈涌泉则付诸更多的悲悯与同情；鲁迅是居高临下对阿Q进行批判，而陈涌泉对阿Q则像对待不争气的兄弟姊妹一样，有气有爱，却无半个“怒”字。他对这一阶层寄托着天然的理解，有善意批判，更有含泪的微笑。阿Q与孔乙己是不幸沉沦的代表，而《王屋山的女人》女主人公彩云则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榜样。在改革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中，身为普通村妇，她没有被丈夫留下的巨债吓倒，而是逆境志坚，向乡亲们做出郑重承诺：“只要王屋山还在，绝不少大伙一分钱！”她身上凝聚了中原女性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可贵品格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以说，陈涌泉含泪创作了《阿Q与孔乙己》，含笑创作了《王屋山的女人》，又饱含深情创作了《都市阳光》。《都市阳光》是一部紧扣时代脉搏的现代戏，展现了城市化进程的广阔图景和城市星空里的芸芸众生，揭示了高天、朵朵、梁朝阳、黑壮壮、肥肥等人的不同命运，是一幅反映城乡二元结构的当代“清明上河图”。该剧旨在关注现代都市人的心理世界和情感需求，揭示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的不协调性。对现代都市的聚焦和对精神世界的探寻，体现出剧作家对遭到金钱异化的都市道德水准和处事方式的严肃思考。堪称一部直面城乡二元对立、反映当代民工心路历程、关心民工疾苦、为农民工群体呐喊的优秀剧作，因而引人共鸣，大受欢迎。
    探微围城，关注女性。《风雨故园》中，呈现出剧作家对包办婚姻的温和批评与对自由婚恋的更多理解，走近朱安，展现朱安与鲁迅最真实的心理世界。对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以现代人的视角来重新解读鲁迅，体会鲁迅先生当年的苦闷和彷徨，尤其是对朱安寄予了充分的尊重和深切的同情。从婚姻的角度来走近鲁迅，感受鲁迅内心深处欲罢还休的伤痛，以男性视角来揭示鲁迅作为一个正直、责任心强的男人内心的苦痛与无奈，这非但不是对鲁迅的亵渎，反而更衬托出鲁迅的伟大与真实。迥异于朱安低眉顺眼的顺从，陈涌泉在《李香君》中树立了自强自立的女性。她轻视物质，看重真情，藐视权贵，坚守节操。李香君赢得了孔尚任、欧阳予倩、陈涌泉等很多剧作家的关注。陈涌泉从女性的视角来重新反思荣耀封侯与平淡相守、高尚人格与康庄仕途的抉择。在婚姻的围城里，朱安在旧社会里痛苦却找不到出路，李香君倾尽智慧与心力却不能扭转朝代更替强加给个体的悲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婚姻大事》，剧中新时期农村青年自由恋爱、彼此成全，在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成为个人命运的主宰者。
    秉持公心，再谱廉明。文章合为时而著。在党中央强力反腐的战略布局下，陈涌泉怀着强烈的淑世精神与干预意识，秉持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的责任，自觉融入关乎社稷民生与国家发展的重大主题，承袭传统戏曲重要一脉——公案戏之精髓，秉持公心，借古喻今，担当起戏剧反腐的责任。他充分发挥戏曲艺术的表现张力，主动撷取具有时代特色的题材，创作出《张伯行》《陈蕃》等反映时代主旋律和民众意愿的优秀作品。《张伯行》一剧具有浓厚的“士志于道”的淑世精神与主体内涵。剧作家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将张伯行置入如履薄冰、荆棘丛生的危险境地，不顾个人处境与性命安危，与昏庸贪腐势力做殊死抗争，旨在彰显其与贪腐蛀虫势不两立、玉石俱焚的勇气和忠心为国、廉洁奉公的高尚情操，也展现了“士”之风范与“人”的品格。《陈蕃》中，剧作家为我们塑造了陈蕃这样一个敢于与宦官斗争、敢于违抗皇命、胸存大义的真实形象。在陈蕃的身上，以天下为己任的风骨、耿直正义的节操、犯颜直谏的胆识、舍身饲虎的勇气、亲民爱民的个性融为一体。陈蕃堪称东汉江山的擎天柱，是一颗照亮整个东汉夜空的启明星。然而，由于王甫、曹节等劫持幼帝，陈蕃率家丁奋力保护，最终蕃死汉亡。这是陈蕃的悲剧，也是东汉的悲剧，却带来了道义和价值上的不朽精神，为后人留下了唏嘘不已的崇高和壮美。陈涌泉笔下的公案戏发挥了戏剧匡扶世道人心、惩恶扬善的教化功能，是他关注现实、关心民瘼的具体表现，彰显出剧作家所秉持的家国情怀与民本意识。
    陈涌泉长期致力于传统戏曲现代化、民族戏曲世界化、戏剧观众青年化、戏剧生态平衡化，他不仅能原创，还能改编，擅写古装戏，也长于创作现代戏，对当下戏剧发展繁荣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不愧是戏剧界的麒麟之才。陈涌泉积极入世，奋力作为，有着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秉持剧作家的良知与责任，高扬民族的精神火炬，为当下社会与普通民众立言。固本清源，持中守正，将传统戏曲回归本体，坚持戏曲的当代化与民族化创作，真正做到了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完美结合。注重文学性与思想性，追求审美性与艺术性，丰富了戏曲的表现题材，切实改良了当下剧本匮乏的戏剧生态环境。正如“现代豫剧之父”、豫剧的首位剧作家——樊粹庭当年将草台班子带入并繁盛于当时的河南省府开封一样，陈涌泉使20世纪90年代逡巡于农村的河南戏剧再次进军都市，并深入欧美多次上演于世界诸国，相继登上百老汇、好莱坞舞台。应该说，他以切实的创作实践加速了戏剧的都市化与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戏曲的民族化和国际化发展。
    （作者：徐芳芳，系河南大学艺术学院讲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