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试图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穷尽各种各样的爱情，这位哥伦比亚文豪笔下的女性也千差万别，各有特色。《百年孤独》中如同人类始祖夏娃一般开创了一片新天地的乌苏拉，在孤独中缝制殓衣的老姑娘阿马兰塔，不食人间烟火的俏姑娘雷麦黛丝，《霍乱时期的爱情》中高傲倔强、敢做敢为的费尔明娜·达萨，《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玩弄政权于股掌间的女族长格兰德大妈等，不一而足，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作家笔下，女人往往是与天马行空的幻想以及各种貌似高大上的理想主义精神无缘的，甚至常常毫无理性可言。《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妻子面对丈夫的执着责备道：“幻想不能当饭吃”，丈夫却说“但可以充饥”；《百年孤独》中，乌苏拉对沉浸在各种科学探索中的丈夫说：“忘了你那些疯狂的新鲜玩意儿，还是管管你的孩子吧”；《霍乱时期的爱情》中，费尔明娜竟以一个条件就以身相许：“我同意结婚，只要您保证不逼我吃茄子。”男女间的反差或许来自外公和外婆，又或是父亲和母亲。外公和外婆是两个极端，前者开明且富有理想主义情怀，而后者保守迷信却又不乏务实精神。当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父亲埃利西奥兴奋地说：“我终于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报务员了”，而外婆特兰吉利娜却平静地说：“但愿他们能尽快修好我家的电话。”
    与此同时，马尔克斯笔下的女性却又是颇具胆识和魄力的，凝聚着作家的妻子、母亲和外婆的形象。《霍乱时期的爱情》中费尔明娜用一封具有独特风格的信回答了乌尔比诺的求婚，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可以，医生，去找我父亲谈吧。此处，女主人公的性格仿佛是马尔克斯母亲的翻版：母亲当年不顾自己父亲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报务员小伙子。童年时期的小加博向来把外婆和《一千零一夜》中的山鲁佐德联系在一起，身材小巧但性格坚毅、满肚子鬼故事的外婆是勤劳、坚韧且神奇的象征。作家本人和妻子梅塞德斯的爱情更是一段佳话，常常流露于其作品之中。1954年，正在读高中的马尔克斯邂逅了刚刚小学毕业的梅塞德斯，一见钟情，却遭到女孩父母的强烈反对，最终两人走到一起时，马尔克斯已经足足等了女孩13年（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上校苦苦等待自己那份应得的养老金也是一等就是13年）。《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扉页上赫然写着一句话：“自然，此书献给梅塞德斯。”
    马尔克斯对老年生活中两性关系的思考更是入木三分。老年人的爱情在历经沧桑后变得实实在在，甚至已经超越了爱情本身。最有趣的例子莫过于《霍乱时期的爱情》中关于一块香皂的故事：已是老夫老妻的乌尔比诺和费尔明娜为了一块香皂争吵不休，险些断送了30年的婚姻，最后当然是以丈夫的妥协收场。暮年时，男人变得出奇的脆弱，而女人反而无比坚强，仿佛焕发了青春。
    女性在马尔克斯后期的作品中甚至成了崇高的象征，象征着唯美、希望、无辜和牺牲。《圣女》中在坟墓中完好如初的少女，《飞机上的睡美人》中始终沉睡在飞机上的绝色美人，《我只想来打个电话》中那个被误认为是精神病患者最终精神失常的可怜女人，《雪地上的血迹》中戴着戒指的手指莫名其妙流血不止的少妇，以及《爱情和其他魔鬼》中，那位像初生婴儿般死于无知的人们手中、死后秀发仍在生长的女孩。正如《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母题一样，所有的“阴差阳错”看似是造成悲剧的偶然，实则是必然。与其说是宿命，不如说是人性使然，所有的悲剧都源自人类内心的孤独感所造成的麻木、冷酷和无情。《霍乱时期的爱情》和《族长的没落》中都曾出现过妓院的特写，马尔克斯年轻时因穷困潦倒曾身居妓院，但他对那些烟花女子的评价是：“她们虽沦落风尘，却竭力保持着良心的纯正。”在马尔克斯笔下，一如《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爱情是病态社会的牺牲品一样，女性常常是人类（特别是男性）之病态——与生俱来的人性之恶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