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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马尔克斯笔下的女性却又是颇具胆识和魄力的，凝聚着作家的妻子、母亲和外婆的形象。《霍乱时期的爱情》中费尔明娜用一封具有独特风格的信回答了乌尔比诺的求婚，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可以，医生，去找我父亲谈吧。此处，女主人公的性格仿佛是马尔克斯母亲的翻版：母亲当年不顾自己父亲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报务员小伙子。童年时期的小加博向来把外婆和《一千零一夜》中的山鲁佐德联系在一起，身材小巧但性格坚毅、满肚子鬼故事的外婆是勤劳、坚韧且神奇的象征。作家本人和妻子梅塞德斯的爱情更是一段佳话，常常流露于其作品之中。1954年，正在读高中的马尔克斯邂逅了刚刚小学毕业的梅塞德斯，一见钟情，却遭到女孩父母的强烈反对，最终两人走到一起时，马尔克斯已经足足等了女孩13年（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上校苦苦等待自己那份应得的养老金也是一等就是13年）。《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扉页上赫然写着一句话：“自然，此书献给梅塞德斯。” 马尔克斯对老年生活中两性关系的思考更是入木三分。老年人的爱情在历经沧桑后变得实实在在，甚至已经超越了爱情本身。最有趣的例子莫过于《霍乱时期的爱情》中关于一块香皂的故事：已是老夫老妻的乌尔比诺和费尔明娜为了一块香皂争吵不休，险些断送了30年的婚姻，最后当然是以丈夫的妥协收场。暮年时，男人变得出奇的脆弱，而女人反而无比坚强，仿佛焕发了青春。 女性在马尔克斯后期的作品中甚至成了崇高的象征，象征着唯美、希望、无辜和牺牲。《圣女》中在坟墓中完好如初的少女，《飞机上的睡美人》中始终沉睡在飞机上的绝色美人，《我只想来打个电话》中那个被误认为是精神病患者最终精神失常的可怜女人，《雪地上的血迹》中戴着戒指的手指莫名其妙流血不止的少妇，以及《爱情和其他魔鬼》中，那位像初生婴儿般死于无知的人们手中、死后秀发仍在生长的女孩。正如《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母题一样，所有的“阴差阳错”看似是造成悲剧的偶然，实则是必然。与其说是宿命，不如说是人性使然，所有的悲剧都源自人类内心的孤独感所造成的麻木、冷酷和无情。《霍乱时期的爱情》和《族长的没落》中都曾出现过妓院的特写，马尔克斯年轻时因穷困潦倒曾身居妓院，但他对那些烟花女子的评价是：“她们虽沦落风尘，却竭力保持着良心的纯正。”在马尔克斯笔下，一如《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爱情是病态社会的牺牲品一样，女性常常是人类（特别是男性）之病态——与生俱来的人性之恶的牺牲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