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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冬，巴黎举办“朱迪特·戈蒂埃百年祭辰国际学术论坛”。笔者应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特邀，作题为《朱迪特·戈蒂埃：我是一个“转世中国公主”》专题报告，追忆这位法国才女为发展广义东方学、开拓汉学、传播中华文明所作的贡献。 朱迪特生前自诩“转世中国公主”，取与其芳名“Judith”的谐音“俞第德”三个汉字为中文笔名，表明自己秉德处世的志向。她在中国秀才丁敦龄的引导下，创作了以中国为主题的小说和剧本多部，并翻译了从西周、两汉到唐、宋等朝代的中国古典诗词，开西方作家融入中国文化之先河。 法兰西玉女与中国秀士的邂逅 朱迪特·戈蒂埃生于1845年，时值东西方交流重要时期。其时，突出表现在文学和绘画领域中的东方学艺术流派在西方蒸蒸日上。不过，那时人们对东方的兴趣和了解十分有限，拘囿于北非与近东，可称为狭义东方学。到了19世纪，东方学形成潮流，主要是西方国家向东方殖民扩张，同时交通随之发达的结果。欧洲列强的政治考量中，将东方列为中心，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雨果指出：“路易十四那个年代，人们都是希腊学者，现在则成了东方学者。” 法国当年流行的“东方学”（l’orientalisme），研究目标只是所谓“利凡得”的地中海东岸地区国家。中国地处远东，不属于东方学者研究的范畴。对中国文化的探讨称为“汉学”，或曰“中国学”（la sinologie），在19世纪下半叶才逐渐形成汉学研究阵容，常提及的有保尔·克洛岱尔、维克多·谢阁兰和圣佩韦，但朱迪特的贡献更为突出，应是广义东方学，特别是汉学的一位最早开拓者。事实上，与19世纪中叶在法国形成热潮的东方学相比，汉学在法国的历史要早得多，也常与中国文人的襄助分不开。如曾任路易十四中文翻译、被称为“促使欧洲汉学萌生的起因之一”的黄嘉略，就对孟德斯鸠巨著《波斯人信札》《论法的精神》产生了直接影响。可以说，正如黄嘉略为汉文化在法国的推广起到关键作用，朱迪特为中国文学在法国的传播同样作出了不容抹煞的贡献。 朱迪特的父亲是法国大诗人泰奥菲尔·戈蒂埃，其周围聚集一批文化艺术精英，犹如“众星拱月”。朱迪特容颜殊绝，天资聪颖，似《诗经》中的“西方美人”。她每天接触当年最出名的文坛秀士，其中有福楼拜、龚古尔兄弟等。在《龚古尔兄弟日志》中，就记载了作家兄弟在巴黎沙龙听到戈蒂埃的两个女儿朱迪特和艾丝黛拉用中文交谈，对此感到万分惊讶的轶事。在“朱迪特·戈蒂埃百年祭辰国际学术论坛”上，巴黎新索邦大学的赛茜尔·勒布朗女士在作专题报告《梦想的收获》时指出，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甚至迷恋上朱迪特，在其后来创作的歌剧《帕西法尔》中，把自己对朱迪特的柏拉图式相思定成了主旋律。 由于父亲的鼓励，朱迪特很快显出文学、艺术和音乐方面的才华。16岁时，她针对波德莱尔翻译的爱伦·坡散文诗《我发现了》，发表了一篇文采斐然的评论文章，惊呆了波德莱尔这位天才诗人。朱迪特后来写的有关中国艺术的文章进一步证实了她的潜力，同时很快明确了自己崇仰东方文化和艺术的意向。她作此抉择，无疑是受父亲影响。只是，她并不追随周围的东方学者，而是另辟蹊径，走上探寻中国及日本这两个远东陌生国家之路。这其中有一位中国人起了关键作用，他就是少女的家庭教师丁敦龄。 丁敦龄1831年生于中国山西省，18岁时考中秀才。不料家乡闹饥荒，逃荒中遇法国教士赈济皈依天主教。翌年，丁敦龄在澳门遇见一位法国外交官，此人告诉他，耶稣会士约-玛·卡莱在巴黎编纂《汉法辞典》，欲雇一名汉语根基扎实的中国人当助手，月薪150法郎。他欣然应允，于1861年8月乘邮轮抵达巴黎，住在卡莱居所，为其核对、抄写书稿，兼管家务。孰料一年后卡莱突然病故，致使从不出门、基本不懂法语的丁敦龄生计无着，又因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而有国难回。 机缘辐辏，丁敦龄被大诗人戈蒂埃收留在家当“清客”，教他两个女儿学汉语。丁敦龄对东道主感激涕零，引导朱迪特领略中国古典诗词妙异，逐步掌握了遥远文明古国的不少知识。父亲大喜过望，称：“吾等均无才学，唯此女真有天赋”，把长女朱迪特视为自己“唯一寄托”，盼伊能圆他的“东方梦”。丁敦龄由此以“戈家中国人”一时名噪巴黎。戈蒂埃于1872年过世，丁敦龄依然是朱迪特的亲密朋友。他于1886年11月过世，葬在巴黎北郊的圣多昂墓地，朱迪特为老师操办了合乎礼仪的后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