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童年”并非指涉当下现实的单向度中国童年生活图景，而是立足于民族、时代、环境等要素，并携带着中华文化丰富信息，鲜明印记的全方位、整体性、复合性童年文化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童年”理应成为原创儿童文学未来发展所倚重的丰饶精神资源。
    新世纪原创儿童文学童年书写应该承继中国儿童文学现实主义传统，以中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为参照，调动一切文学手段，通过塑造新世纪“中国式童年”典型形象，把握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空间地域、不同文化氛围中国童年的命运。
    “中国式童年”现实语境与审美内涵
    “中国式童年”概念的提出与西方“新童年社会学”之“社会建构论”不无关系。在埃里森·詹姆士、艾伦·普劳特、克里斯·詹克斯等西方童年“社会建构论”学者看来，童年和儿童并非自然存在，而是由社会、政治、历史和道德等所共同塑造。在此背景下，童年不仅表现出文化多样性，同时也内含着民族差异性。换句话说，不同地域背景下的童年之所以形态各异，就在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文化都在建构属于自己的童年，不存在普遍性、永恒性童年。上述童年“社会建构论”观念尽管存在着否认童年本质的相对主义局限，但其意义就在于打破了“儿童——成人”二元对立思维局限，还原了儿童生活的现实，使童年的真实性与多样性得以表达。与此同时，“童年建构论”还力求在恢复儿童主体性基础上，重构儿童与成人、童年与成年的关系，重建童年的社会地位。
    以此为参照，“中国式童年”概念既源自于中国当代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所衍生出的复杂多样的童年生存状况，也与中国孩子斑驳、苍凉的历史存在与丰沛、昂扬的未来趋向息息相关。这一点，可从“中国式童年”空间与时间两个不同纬度来理解。
    首先，空间维度显示了童年的伸展性和广延性。它所体现的是童年的地域文化形态、特征。按照“社会建构论”的说法，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因为特殊的地域生活背景、地缘历史文化、地区社会生态，其童年形态会烙有鲜明的民族文化印痕。在此基础上，当童年的空间存在感诉诸于文学、艺术作品时，它所呈现、反思并建构的是“童年形态与外部世界的内在关系”。这一文体面貌在世界儿童文学史上早有佐证。如马克·吐温在少年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借小主人公天真活泼、率性磊落、真诚勇敢、乐观自信的生命形态映衬了19世纪上半叶美国上流社会虚伪庸俗、刻板陈腐、冷酷自私的灰暗现实；金斯莱在童话《水孩子》里，通过孤儿汤姆的不幸遭遇和艰辛游历，折射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宗教信仰与时代精神异体同构、相反相成的社会状况；盖达尔在儿童小说《铁木尔和他的队伍》中，以少先队员铁木尔和伙伴们支援前线红军的行动，呈现了战争年代童年与成年的复杂关联……此可谓童年空间意义之于儿童文学的典型表达。如果考虑到儿童文学中童年空间存在的具体性，其审美形态则大体呈示出乡土童年、城市童年、边缘童年三种不同样貌。
    这其中，乡土童年是指以乡村为具体生活空间而展开的童年生活现实。对“中国式童年”来说，它不仅涵盖了约1.6亿当代中国农村孩子的生活现实，而且也包括超过6000万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现实；城市童年则是指当下以城市、城镇为生活空间而绵延开来的童年生活图景。现阶段“中国式童年”的“城市层面”包括了城市不同阶层家庭孩子的生存状况，其核心则是以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为主体而涵容广泛的城市童年生态。和上述两种童年形态毗邻，边缘童年是指处于不断流动、变迁中的童年生活境遇。现阶段，超过3500万中国城乡流动儿童构成了“中国式童年”中边缘童年的主体。上述童年状况构成了现阶段“中国式童年”的空间内涵。
    与空间维度不同，时间维度是指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时代生活赋予童年不同的形貌特征和文化内涵，它显示了童年的顺序性和阶段性，体现着童年的认知心理特点和精神文化形态。这一点诉诸于文学、艺术作品，其所体示、反思、建构的是“童年生命形态自我追寻、自我确认、自我超越”的审美图景。其具体表现形式大体可分为历史童年、现实童年和未来（想象）童年三种不同样态。如果单就时间意义而言，历史童年可以理解为“理应珍惜的过去”；现实童年可以理解为“自在、自为的现在”；未来（想象）童年可以理解为“倾力追索的将来”。而具体到“中国式童年”的文学意义，其时间维度童年表达往往通过三种类型的儿童文学创作体示出来：以不同时代生活为原型的童年记忆叙事往往从个体角度呈现出历史童年的真实面貌，如《吉祥时光》《童年河》《阿莲》等；立足于现实童年生态和儿童精神发展的文学书写呼应着现实童年的各种境遇、不同诉求，如《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因为爸爸》《九月的冰河》等；依托幻想展开而指向内在真实的虚拟性童年叙事，则寄寓着对现代文明所遗失的诸多美好价值元素的珍视与追寻，如《大熊的女儿》《水妖喀喀莎》《大漠寻星人》等。上述儿童文学童年建构从不同时间维度恢复了童年真实、生动的现场感、纵深性，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以往那种将童年和社会生活相剥离，或者将“儿童”与“成人”对立起来的平面化、永恒化审美倾向。
    至于说到“中国式童年”的社会根源，则不能忽略其深厚的文化基础。“中国式童年”既立足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与民族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集体无意识文化信息、文化原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植根于中国不同时代社会生活语境，体示其丰饶、鲜活、前瞻、昂扬的多元样貌，甚而，在未来的延长线上，“中国式童年”还代表着中华民族追求美好生活，不断寻求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生命态度和童年愿景。
    综上所述，“中国式童年”并非指涉当下现实的单向度中国童年生活图景，而是立足于民族、时代、环境等要素，并携带着中华文化丰富信息、鲜明印记的全方位、整体性、复合性童年文化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童年”理应成为原创儿童文学未来发展所倚重的丰饶精神资源。
    “中国式童年”文学意义与现实路径
    童年是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它既有时间和空间之分，也有个体和群体之别。当它以个体形式呈现时，它可能是生活的一段时光、生命的一段历程、心灵的一段记忆；当它以群体方式展示时，它又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文化的一种形式、社会的一种结构。童年的丰富内涵决定了童年具有审美层面的双重属性：既携带着生命初始阶段与生俱来的率真自然、清新明媚的现实感；又洋溢着蓬勃热忱、鲜活开放的生成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童年既是透视民族历史的一面镜子，也是映照现实人生的一双眼睛，还是参照未来世界的一个坐标。作为现实存在，童年寄寓着生命之于现实的期许、对于未来的期望；作为观念文化，童年又标识着现代文明的自我救赎和社会历史的不断反思。童年在自身发展中不断寻求着自我表达和自我确证；童年也在价值求索中，不断获得自我实现与自我超越。
    所有这些，也正是童年审美价值的体现。是审美让童年通过文化赋形脱离了单一的生物意义而成为社会存在、文化建构，是审美经由意义凝结使童年超越了具体的物化形态而由现实存在一跃成为思想资源、审美对象。其意义不仅是生命现象和生命体验的艺术转化，更是融合了历史、现实、想象的“三元合一”的审美创造，是从生活到文学的升腾。
    这种创造和升腾既有题材选择、艺术构思、语言表达等写作技术层面的因素，更有包括童年观、价值观、文学观等观念层面的影响。而后者，恰恰是决定“中国式童年”文学表达成败的核心因素。它超越具体的童年文化形态，以重构记忆、表述现实、创生未来三种书写方式体示审美内涵，核心无不指向儿童文学现实主义。
    作为文学观念，儿童文学现实主义以其关切并理解童年的现实导向为“中国式童年”文学书写夯实了基础。对“中国式童年”而言，现实主义表达除了时间维度上不同时代童年生活现实，以及空间维度上不同区域童年生活景象外，其价值还在于通过“中国式童年”不同层面社会生活的客观描述，不仅呈现或重述历史童年的真实样貌，表达和剖解当代童年的现实命运，而且还引领和守望未来童年的理想情怀，寄寓并阐发表征儿童主体性和成人反思性的童年精神。
    作为表达方式，儿童文学现实主义以其触摸并深入童年的文学话语为“中国式童年"形象塑造树立了典型。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内容。原创儿童文学现实主义表达不仅要立足当代儿童生存现实、心灵境遇，深入挖掘“中国式童年”内涵，更要基于童年愿望和童年命运塑造有时代特色和文化内涵的典型童年形象。
    实际上，如果检视“五四”以来的原创儿童文学作品，不难发现，现实主义在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中早已根深叶茂。稻草人、少年闰土、罗文应、小英子、张嘎子、王二小、高玉宝、谢慧敏、张莎莎、贾里、贾梅、桑桑、杜小康……上述典型形象不仅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人物画廊，而且为新世纪原创儿童文学提供了生动的形象模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童年”典型形象既是中国儿童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承继，又是对这一传统的发展和超越。
    作为审美倾向，儿童文学现实主义以其引领且守望童年的价值定位为“中国式童年”文学表达确定了坐标。现实主义不仅是文学观念、表达方式，还是一种看待自然、社会、人生的审美态度。对儿童文学表达“中国式童年”这一命题而言，无论乡村、城市、边缘等空间维度“中国式童年”现实，还是历史、现实、未来等时间维度“中国式童年”镜像，都仅仅是儿童文学现实主义表达所依托的素材、所借重的手段，而惟有其内在的对童年命运的深切关注，对童年愿望的殷切期待，对童年成长的睿智引领和诚挚守望，才是“中国式童年”文学书写的中轴线，是其方向所指、价值所系、审美所属。如果缺失了这一“硬核”，不管“中国式童年”构思怎样奇巧机智，故事多么生动曲折，语言如何瑰丽华美，结构何等精致缜密，其形象塑造都将肤浅虚饰，其情感意蕴都会轻飘寡淡。
    因此，立足于全面把握“中国式童年”不同维度内涵和深刻理解儿童文学现实主义精神，新世纪原创儿童文学童年书写应该承继中国儿童文学现实主义传统，以中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为参照，调动一切文学手段，通过塑造新世纪“中国式童年”典型形象，把握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空间地域、不同文化氛围的中国童年命运。惟有如此，才可能真正走入“中国式童年”深处，才会真正解析并表达出中华文化背景下，一代一代中国孩子的情感结构和心灵密码——中国童年精神。
    中国童年精神的审美内涵
    童年是一种历史、文化建构，其现实图景斑驳芜杂，其文学想象多姿多彩，其学术话语多元共生。基于此，原创儿童文学表达“中国式童年”深受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语境影响，文体面貌带有鲜明时代特征、文化印记，丰富而鲜活，生动又前瞻，成为当代童年文化一道瑰丽的风景线。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关涉“中国式童年”文学表达所不容回避的童年“意识形态”，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富含意义的“社会现实”。这一“社会现实”既可能是现实政治生态、社会文化之于童年的真实映照，也可能是决定童年生活内容、影响童年命运外部社会环境的幻想建构。无论哪一种，“中国式童年”文学表达都需要警惕那种脱离社会文化和童年真实的“虚假意识”。这种“虚假意识”会凭借无根想象或媚俗趣味吸引孩子阅读的目光，带给他们虚幻的慰藉与满足，但其内在审美价值的悬置或浮泛，却最终使之既不能在儿童读者心底驻留，更无法介入并参与当代童年精神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童年”文学表达内在核心价值的确立就至关重要。这些核心价值以童年文化为依托，通过情节、形象、语言、细节等文学结构熔铸或弥散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小而言之，是原创儿童文学文本内涵的基础，昭示了审美情感的向度；总而言之，是原创儿童文学社会责任感、文化意识与教育情怀的体现，呈现了题旨意蕴的厚度；大而言之，则与我们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联系，是当前“培育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要求，表达了思想意识的高度。
    这么说，不是强调原创儿童文学的普通社会功能，而是昭示其面向未来的审美尺度与价值取向。因为原创儿童文学聚焦“中国式童年”，其所表达、关注、书写的虽是生命现象的“初始”问题，但显示的却是心灵关怀之“终极”意义。具体说来，就是原创儿童文学“中国式童年”文学表达不仅要在内容层面透视历史童年、贴近现实童年、描绘未来童年；在形式层面注重对多元芜杂童年现象的细致描摹，注重情节内涵的挖掘与语言趣味的营造；更要在意涵层面直面当下童年的种种缺失、困境、乱象、危机，关切现实中儿童心灵的诸多困惑、迷乱、挣扎、希冀，并以文学的方式予以全面观照、深度透视、形象启悟、睿智引领，从而满足广大少年儿童情感体验的诉求、心灵升腾的渴望。这种强调社会责任感、文化使命感、自我存在感的教育情怀、人文精神是五四以来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树人”观念的绵延与深化，理应成为新世纪原创儿童文学“中国式童年”现实表达的价值方向。
    “中国式童年”是立足于中华民族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态的观念存在。它是时间存在与空间存在的结合，是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三元并存、立体交织。其审美化表达既可以通过记忆回溯形式呈现为社会历史迷离图景的个体性书写；也可以经由原生性现实描述展示出当下鲜活童年生活的独特性观照；还可以凭借虚拟性想象表征为未来生活愿景的创意性生成。无论哪一种形式，其在当下的原创儿童文学中都不乏适例。
    比如，“中国式童年”历史书写层面，有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儿童参加红军为故事背景的小说《王坪往事》（张品成）、有以汝窑天青瓷瓶的命运为线索书写中华人间正气、精魂传承的小说《天青》（李秋沅）、有以儿童口吻写战时老北京生活与普通人抗战命运的儿童小说《将军胡同》（史雷）等；“中国式童年”现实书写层面，有写都市中产阶级孩子成长历程并融汇教育忧思的跨文体作品《沐阳上学记》（萧萍）、有写儿童在家庭危机面前自我救赎的小说《宝塔》（秦文君）、有以农村留守儿童为原型，写乡村儿童心灵困惑与精神挣扎的儿童小说《蝙蝠香》（曹文轩）等；“中国式童年”未来表达层面，则有通过写少年穿越历史拯救天才而反思人性狭隘、文明之困的科幻小说《拯救天才》（王林柏）、有借民间想象和大地情怀极写女性之美和人心之善的创意童话《一千朵跳跃的花蕾》（周静）、有写单亲女孩在现实困境面前无私无畏的幻想小说《大熊的女儿》（麦子）等。
    上述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分别呈现了“中国式童年”的历史境遇、现实生态、虚拟样貌，其中不同程度蕴涵着作为原创儿童文学审美根蒂的中国童年精神，也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寄寓在童年意象之上以纯真、自由、乐观、自信、诚挚、勇毅、梦想、超越等诗学范畴为要旨的审美精神。这一中国童年精神就审美内涵与价值构成而言，大体可分以下五个层面：
    一、自然、率性的纯真精神。纯真是指儿童身上所葆有的未经世俗浸染和社会化雕琢的真实、自然的生命状态。在当代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语境下，纯真不仅代表着童年文化中值得珍视的审美特性，而且还以其映照社会弊病与人性缺失的诗性立场成为现代文明的一种乌托邦理想。在此基础上，“中国式童年”对“纯真”的关注与表达除了张扬与守护童年生命本真状态外，还代表着现代文明对不断被成人文化所遮蔽的生命天性的缅怀与叹赏。在儿童小说《浮桥边的汤木》（彭学军）中，作者借助男孩汤木对死亡的恐惧和想象，写出了属于孩子自然、真实、纯洁、率性的心灵脉动。在“不期而遇”的“灾变”面前，10岁的汤木忧惧但不悲戚，无助却也勇毅，他以孩子的方式守护着亲情，抵御着死亡的威胁，充分体现了孩子身上一种拙朴而纯粹的求真、寻美、向善的力量。可见，作为一种感性生命力，纯真与功利无关，与世俗无涉，它谛听内心的声音，服从“人之初”情感的召唤。它以自然、真实为经，以纯洁、率性为纬，构织出童年诗意美好的图景。
    二、磊落、畅达的自由精神。单从现实境遇看，童年处处被规约、时时被限制，可谓人生中最不自由的阶段。然而，也恰恰是这样一个总是迎头遭遇管束和压制的生命区间却常常体现出一种超自然的内在自由。按照加斯东·巴拉什的说法，童年所代表的精神自由主要体现为感受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解放。而这三层“解放”的审美依托就是“梦想”表达。梦想一方面为儿童提供了生活中超越现实的方式；另一方面，也为文学提供了精神上超越现实的通道。因此，“书写梦想”就成为儿童文学“解密成长”的主要范式。在童话《一千朵跳跃的花蕾》（周静）中，“十二个姨”的不同生命姿态显示了梦想绽放的不同路径。这既是自我感受力的恣意挥洒，也是童年想象力的轻灵升腾，还是文学创造力的饱满绽放。
    实际上，所谓儿童文学自由精神，其实质就在于以童年所特有的感受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在主体与环境之间建立起一种积极的审美关系。这种审美关系既代表着“自然的人化”，也表征着“人的自然化”，二者水乳交融、“天人合一”的关联正是原创儿童文学孜孜以求的审美境界。
    三、坚强、勇毅的乐观精神。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儿童不仅是生命伦理与亲缘关系的纽带，更是以成人为主导的稳定家庭结构的维护者，是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环。对儿童来说，那种不满既定生活秩序的率性表达，那种面对成人规训不知深浅的鲁莽抵抗，那种面对未知世界不假思索的果敢探求，无不体现了未经生活磨砺的孩子身上熠熠闪烁的生活信仰与冲决现实藩篱、超越生活局限的勇气与力量。这无疑是一种面对困境而坚强、勇毅的乐观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让单亲女孩老豆在“爸爸变为大熊”的现实困境面前，没有张皇失措、怨天尤人，而是满怀信心、举重若轻、勇敢面对。当此时，无论这个10岁女孩言谈举止如何自我中心、没心没肺，依然遮掩不住其内在生命的诚挚、磊落、热忱、纯真，而这也恰恰是这个“大熊的女儿”身上以坚强勇毅为标识熠熠生辉的乐观精神。
    四、别具一格的创造精神。与人生其他阶段相比，童年最丰饶的财富是想象力。借助想象力，儿童不仅可随时自现实的藩篱中脱身而出，尽情感受生命的自由畅达，而且还在与逼仄现实空间与黯淡生活境遇的对峙中迎难而上，以行动赢取成长的快慰与惬意。在散文集《我的秘密花园》（刘保法）中，作家通过“我”对“秘密花园”的体味与眷念，写出了孩子在生活面前纯真、自由、昂扬、乐观的童年心性和他们善于在生活中发现乐趣、创造惊奇、捕捉美丽、追求超越的精神风貌，而这种看似独属个人的“秘密花园”其实已具备了书写一代童年的典型意义。原因就在于，作家在“我”对“秘密花园”的探寻与构建中寄寓着不同时代儿童生命中别具一格的创造精神。
    五、无私无畏的主体精神。“中国式童年”文学实践致力于儿童感受力与行动力的艺术呈现，不仅体现了中国孩子参与和介入生活的勇气，而且呈现出他们改变和塑造世界的力量。这无疑是童年主体精神的有力表达。在儿童小说《宝塔》中，秦文君通过塑造富有新时代特征的童年形象，表现了儿童的“生活参与感”与“精神自主性”。故事里，13岁男孩嘉庆在表弟嘉麟遭遇家庭变故、疾病缠身之际没有袖手旁观、视若无睹，而是挺身而出、热忱相助……作为与成人世界比邻而居、相融共生的人群，孩子们以情感改善、扩容生活，用行动影响、感染成人。这既是童年生命力的自然体现，也闪烁着无私无畏的童年主体精神。
    综上所述，“中国式童年”文学表达以儿童文学现实主义为观念引领，通过对其不同时空维度审美内涵的呈现，确立了以纯真、自由、乐观、勇毅、自信、超越等诗学范畴为依托的审美价值取向——中国童年精神。立足中华文化悠久传统和当代社会变革现实语境，这一从“中国式童年”到“中国童年精神”的审美路径，不仅勾勒出新世纪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脉络，而且也确立了原创儿童文学面向新时代的价值核心与审美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