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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上古汉语语音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体现出“三结合”的特点：1.出土文献材料与传世文献材料相结合。2.上古汉语语音现象与上古音系理论相结合；3.上古音研究与亲属语言以及汉语方言比较相结合。其中也涌现出不少学术热点，尤其是上古音与汉语古文字研究的密切结合，使上古音研究更加深入。同样，各家上古音构拟理论体系的优劣评述也是今年的争鸣热点之一。此外，对于上古音研究的文献发掘和学术史回顾也占有较大比重。下面我们择要叙述有关进展。 一、上古音与古文字研究 为了增进古文字和上古音研究者之间的了解，朴慧莉、程少轩主编了论文集《古文字与汉语历史比较音韵学》（复旦大学出版社）。论文集共收录论文21篇，来自不同学科或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就文字学和音韵学各自的研究方法以及两个学科的良性互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其中不少文章涉及到上古音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如赵彤的《谐声、假借和通假的语音性质》、郑伟的《上古音研究中的分等依据、谐声及通假问题》、朴慧莉（Haeree Park）的《古文字学与汉语历史比较音韵学的交叉点上的几个问题》等文分别就如何界定上古谐声、假借和通假的语音性质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独到的看法。陈忠敏的《汉字与汉语语音层次研究》一文则介绍了用历史层次法观察汉字和语音的研究方法，并对相关问题做了阐述。王弘治的《方言历史比较与古音研究——从闽方言看上古音流音声母演化的例证》一文则从方言历史比较的角度，论述了闽方言与上古音的关系。龚勋的《嘉绒语组语言与上古汉语的形态学》一文则通过对汉藏语系中嘉绒语的研究，展示了利用亲属语言研究上古汉语形态学的具体方法。 另外一些论文则探讨了上古的音类区分和音值构拟。如许思莱（Axel Schuessler)的《上古汉语中的送气清音》一文讨论了上古汉语送气清音中的非送气起源。野原将挥的《再论上古音T类声母与L类声母》一文利用楚简中的异构字论证了上古塞音T类与流音L类声母的合理区分。沈瑞清的《从出土先秦文字数据看“喻四”的上古分类问题》一文据出土古文字考察了“喻四”声母的上古舌音和牙喉音两类来源。 还有一些论文见微知著，从古文字的具体问题出发，利用新的上古音体系给予全新的理论解释。如郑张尚芳的《子巳探源》一文从甲骨文“子”“巳”的假借谈到了中古清塞擦音的上古来源。叶玉英的《“今”声系及其上古音构拟》一文则以古文字材料为中心讨论了“今”声系之字的上古音构拟问题。来国龙的《从楚简中“兔”和“鼠”字的混淆谈古楚语与雅言的接触和影响》一文通过上古音构拟，对战国中山王壶上从?从一的字和楚简中从鼠从一的字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全新看法。张富海的《据古文字论“色”“所”“疋”三字的上古声母》一文又以“色”“所”“疋”等古文字材料为例，讨论了中古生母的上古来源。 另外一些文章则综合运用各种材料探讨了上古音研究中未被重视的某些问题。如孟蓬生的《〈说文〉“  ”读若“耿”疏证——谈支通转例说之一》一文汇辑了侵（缉）支（锡耕）两系之间的数十组通转实例，并通过对上古汉语非线性音系结构的考察，对这种现象的合理性进行了解释。王志平的《〈说文〉叠文的孳乳及其语音演变》一文发现了《说文》叠文的复体与单体之间原先被忽略了的同源关系，无论是语音还是语义，复体与单体之间都是密切的孳乳与分化关系。散见于其他报刊杂志的论文也有一些值得关注。叶玉英的《古音研究中应该注意的文字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1期）一文提醒上古音研究应该注意同源字、形声字、同形字、同义换读、讹混、俗字、错别字、异体字等文字问题。罗婷婷的《东周金文通假字声韵状况考察分析》（《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对东周金文通假字进行了汇集和整理，通过对425组通假字的声韵状况进行考察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其上古韵部和声纽现象。雷黎明的《敦煌马圈湾汉简新见通假字通释》（《西部学刊》2017年第7期）就敦煌马圈湾汉简中的105个通假字做了研究，指出47个为未见于其他文献或未被相关工具书收录的新见通假字。 其他如蔡一峰的《“害”字新证》（《古汉语研究》2017年第1期），郭飞的《“  ”字上古音读考》（《古汉语研究》2017年第1期），刘刚的《释〈上博六·用曰〉20号简的“裕”和“褊”——兼说“扁”声字的上古音归部问题》（《安徽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李文的《释“ ”为“砍”再商榷》（《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翁娟、刘伟浠、王淑群的《〈说文〉从“去”谐声字——兼谈形声字“灋”》（《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等文分别对相关各字的上古音归部做了具体而微的个例分析与详尽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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