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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一枫恰恰是一个重视“价值观”在创作中的意义的作家。他曾坦言，“小说是一门关于价值观的艺术。所谓和价值观有关，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抒发自己的价值观，二是影响别人的价值观，三是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形成新的价值观……到了今天，文学尤其是纯文学式微了，影响不了那么广大的人群了，也让很多人认为过去坚守的东西都失效了。但我觉得，恰恰是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对价值观的探讨和书写才成为了文学写作最独特的价值所在。”他致力于勾勒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往往是一些身份卑微、在时代洪流裹挟下苟且求生的小人物，带着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就好像是逡巡于社会边缘的蝼蚁，命运之神用一根小拇指就能把他们碾得粉身碎骨。但他们身上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保持着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并且可以为了捍卫自己的价值观挺身而出，与社会现实展开贴身肉搏，哪怕这种抗争如蝼蚁对钢铁的啮咬，留不下丝毫的痕迹。而当这种心灵的悸动在《借命而生》中与20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脉搏相契合，它所引发的共振便足以刺激时代的鼓膜。 曾有畅销书名为《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作为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作者对“20世纪80年代”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气质，在新世纪以来的不断重返、回溯和缅怀中被一次次重提、演绎，就像老太太手中的布鞋底，层层加厚，变得坚实。而在《借命而生》里，在社会最底层的青年工人姚斌彬心目中，它得到了再朴素不过的阐释：世道变了，在新的世道里，人应该有种新的活法。年轻人甚至说不清这个“变了”的世道和“新的”活法究竟是什么样的，只能像孩子那样从反面来给出定义——“活得和以前不一样，活得和我们的爹妈不一样”；具体的做法，则是凭借自己在技术上的专长，用劳动、用双手来改变一潭死水的生活。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要创造“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的“奇迹”，“要靠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 这种昂扬、奋发、向上的激情，恰与杜湘东因怀才不遇而导致的“憋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所谓的“怀才不遇”，只是此前时代、乃至若干时代层累而成的民族历史沉疴在个人命运上偶然而轻微的发作而已，但由此引发的人生伤寒却足以让杜湘东冷战一辈子。在文艺女青年刘芬芳对于生活的“不满意”中，孕育着改变的可能，因此让杜湘东产生了“贴心”的感觉，但夫妻二人相互指责、失望的根源也随之埋下。曾经可以由冷冻猪腿联想到芭蕾舞的刘芬芳很快便沦于世俗生活的尘土，给做着英雄梦的杜湘东带来一地鸡毛的烦恼人生。奋进却又短暂的旋律很快就被20世纪90年代“新写实小说”的袅袅余音所取代。 人类历史的诸多细节证明，“记忆”常常是被建构起来的。与时下众多回忆并着力于美化“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不同，《借命而生》暴露出了“理想主义”这块红布遮盖下的残酷现实。想要研究工厂里“皇冠”轿车发动机的姚斌彬和许文革被当做“深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毒害”的盗窃惯犯被扭送归案，最终酿成了越狱劫枪、一人被毙一人逃亡的悲剧，也牵连了原本就调动无望的杜湘东。一个颇有意味的情节是，杜湘东冒着生命危险追回了持枪的姚斌彬，在勉强圆了自己英雄梦的同时挽救了自己和刘芬芳之间濒临绝境的感情。但此后的生活经历证明，这场柳暗花明的婚事其实是“理想主义”的回光返照。刘芬芳心中对改变生活的渴望和对英雄的崇拜早已名存实亡，却在“八十年代最后一个春天”这个特殊而敏感的时间节点上死灰复燃，仅仅“浪漫”地闪亮一瞬后便被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浪潮彻底扑灭。 如小说所说，“此后，日子就变快了，快得像狗撵”，而作者的叙事也陡然提速。尽管杜湘东仍旧被日常生活所困扰而感到憋闷，但是这种憋闷却是“从云端跌落回了地面，从抽象还原成了具体，从恢弘分解成了细碎”。从个人的角度讲，这是指许文革越狱一事自始至终都在纠缠杜湘东，对一个警察最基本的自尊心构成挑衅；从时代和社会的角度讲，“宏大叙事”在一夜之间被解构殆尽，“理想主义”这块原本看上去晶莹剔透、璀璨无瑕的水晶被沉重的现实冲毁，成了一地玻璃碴子。尽管此后的生活难免消沉，但杜湘东骨子里潜伏着不安分的因子，至少有三次想要在茶杯里掀起风暴的企图。第一次是在“一切向钱看”口号刚刚喊响之时，一些人先富了起来而另一些人将“人都活在现在，能顾得上的也只有现在”奉为信条，杜湘东却偶然间从一张从山西寄给姚母的汇款单里嗅出了不寻常的气味，随即远赴大同煤矿调查，却在即将捕获已经改名换姓为“姚文林”（显然是“姚斌彬”的拆字）的许文革之际，被一场突发的矿难坏了好事。第二次是在世纪之交，国企改制，工人下岗，全社会都在传播成功人士白手起家的神话，崇拜那些已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人，却并无兴致去追究其积累的手段是白是黑抑或是灰。许文革摇身一变成了南方归来的大老板，用很小的代价就洗白了自己。此事给原本已经消沉“堕落”的杜湘东以极大的刺激，促使他重新振作，每天驾驶着“三蹦子”跟踪调查许文革，终于梳理出一部许文革的发迹史。第三次则是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中国3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到达顶峰，许文革的民间资本却因无力与某种神秘力量抗衡，绝望自杀之际被杜湘东救下命来。 有着鹿一样眼睛的姚斌彬用“似笑非笑”的表情向杜湘东传递了一个谜语，杜湘东则用将近20年的时间去破解它。“希望他比我活得长”，“我一个人背着俩人的命，得替他活成他想要的那副模样”，这是两个自小就相依为命、没有血缘关系却亲密胜似兄弟的男人结下的生死契约。当杜湘东被许文革带到矮旧的小平房里、站在一尘不染的“皇冠”轿车跟前，谜底被突然揭开。如今的大街上早已见不到老款的进口“皇冠”，它只能作为一个时代的纪念物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然而，正如尼采在《道德的谱系》里所说，“在人类最早的历史中，没有什么比其记忆术更为可怕的了。‘把一样东西在记忆里打下烙印，使它留在那里，只有能够不断刺痛人的东西才容易粘住。’——这是一句最古老的，不幸也是最持久的心理格言……无论人在什么时候认为有必要为自己创造一点记忆，他的努力都伴随着痛苦、流血和牺牲。”为了这段记忆，两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一个死了，一个流亡，就像《山楂树》里唱的那样： 我却没法分辨，我终日不安， 他俩勇敢和可爱呀，全都一个样…… 伴随着奥运会开幕式上绽放的焰火，像“八十年代最后一个春天”那样，又一个时代结束了。死者长已矣，这世上不知还有多少人像许文革那样“借命而生”。“男人战斗，然后失败，但他们所为之战斗过的东西，却会在时间之河的某个角落里恍然再现。”战斗的青年都是“有问题”的，没有问题便没有求解的欲望。石一枫为故事写下的结尾，却仿佛是端着朗姆酒的海明威向我们侃侃而谈。而这句话又总是让我回想起《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那句著名的“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被推入过去”。盖茨比的人生与许文革有颇多相契合之处，只不过两人的“奋力向前”，一个是为了爱人，一个是为了兄弟。而即使是像杜湘东这样的时代大潮里的失意者，也会凭借心底仅存的一丝残念，朝着现实和命运的玻璃幕墙掷出手中最后一块石头。 因为在我们心中，至少还有对未来的执著。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