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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一枫恰恰是一个重视“价值观”在创作中的意义的作家。他致力于勾勒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往往是一些身份卑微、在时代洪流裹挟下苟且求生的小人物，带着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就好像是逡巡于社会边缘的蝼蚁，命运之神用一根小拇指就能把他们碾得粉身碎骨。但他们身上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保持着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并且可以为了捍卫自己的价值观挺身而出，与社会现实展开贴身肉搏，哪怕这种抗争如蝼蚁对钢铁的啮咬，留不下丝毫的痕迹。 让我们来想象这样一种状况：一个如顽石般又臭又硬的小警察，总是因为“犯轴”而跟同事和上级格格不入，因为老婆的埋怨而终日不得清静，却被犯人（们）当面称为“好人”，在犯人家属眼中也是个“好人”——如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定义和区分在今天仍然有效，这样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大概可以说明在这个警察身上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 在石一枫的《借命而生》中，主人公杜湘东一登场就是这么个“问题警察”的形象，认为自己被大材小用，满腹情绪地憋闷着谋求调动。故事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按照当年主流小说（还有电影）的叙事惯例，此时应该有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现身说法，不厌其烦地谆谆教诲。在一场触及心灵的思想教育后，警校毕业生杜湘东最终幡然醒悟，以“四化”主人翁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我们从小就阅读（或观看）过太多这样的情节，以至于那时我们在作文簿上也热衷于虚构类似的故事，并且不忘在结尾写下一组带着感叹号的排比句来强调自己的立场。我们都清楚这样做可以提高自己的分数。但是老师并没有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还有“徐胖子”那样的存在。因为舅舅是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即使不学无术，毕业时他仍然可以留京进机关，分配到肥差美差，而学习训练都很玩命、毕业成绩优秀且怀着一腔“风霜雪雨搏激流”的热情如杜湘东者，却只能被发配到北京郊县的看守所，每天的任务就是看着犯人打磨象棋子和雪糕棍儿。 杜湘东的境遇，不由得让人想到“万能青年旅店”乐队那首题目怪异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歌曲的开头，一个低沉、疲惫的男声喃喃唱道： 傍晚六点下班 换掉药厂的衣裳 妻子在熬粥 我去喝几瓶啤酒 如此生活三十年 直到大厦崩塌 云层深处的黑暗啊 淹没心底的景观 倘若让之前的叙事逻辑沿着时代发展的脚步推进，倘若将“药厂”换成“看守所”，这或许就将是杜湘东走上工作岗位30年后日常生活的写照。而事实也与这种假设出入不大，尽管在生活的道路上有过不算小的波折，多年以后的杜湘东仍然变成了自己曾经厌恶的模样：初来乍到的他看不惯奸懒谗滑、贪杯嘴碎的同事老吴，在其风凉话刺激下甚至曾经想要不计后果地干一架，“当个摔得带响的破罐子也比窝窝囊囊地憋闷着强”，如今却突然发现年轻同事们看自己的眼神就像当年自己看老吴，“虽然亲热但又不屑、怜悯”。而妻子刘芬芳虽然早就由一个靠读三毛席慕容来温暖心灵、追求“精神生活”的文艺女青年转型为摆摊卖猪下水的大妈，却仍旧可以理直气壮地抱怨俨然一副“北京大爷”模样的杜湘东“越来越堕落了”——按照字典的解释，除了“坠落”之外，“堕”字还有“毁坏”的意思，“大厦崩塌”正是其最好的写照。 然而，石一枫并非想要通过一个小警察四处碰壁的灰暗生活来为时代、以及若干时代连缀而成的历史作一否定性的注脚。我们早已领略过现实的寒冷、坚硬，继续降温仍旧不过是坚冰一块。如果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又何必“借命而生”？ 几年前作家东西有部长篇小说《篡改的命》，写一个叫汪长尺的乡下人将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高考上，却被分数不够的官二代冒名顶替。汪长尺的命运的确是被“改变”了，但却是被无情地“篡改”的。他之后为扭转命运所作的一切努力，也因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失败的打击而显得徒劳无望，最终决定把自己惟一的儿子送给城里的富人，以此来在下一代身上实现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进城”夙愿。在东西的笔下，草民的命运可以被富人和权力随意篡改，由此揭示出的是现实荒诞与绝望的本质。一段时间以来，文坛很是流行反映类似的主题，特别是那些涉及青年人在当下固化的社会阶层、居高不下的城市生活成本和濒临破灭的人生之梦面前的无力感的作品，营构出“青年失败者”的群像，或许能够成为19世纪俄国文学中“多余人”那样足以载入文学史的形象。但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篡改的命》中汪氏父子的悲剧恰恰是价值观的悲剧，以此为参照，时下文学创作领域盛行的“惨淡”之风，其根源或许正是价值观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