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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作家笔下，乡土世界的诸生，他们充满了强烈的抗争精神，即使是他们的身上充斥着人性的永恒弱点，也是血肉丰盈的，个性鲜明的。他们活着，他们沉默，他们反抗，他们狂欢。路遥的《人生》之所以一发表就引起极大关注，最重要的原因是高加林这个“新人”。高加林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他排斥农村生活，强烈渴望现代文明，伤害他人的同时伤害自身，最后一无所有的回到乡土。这与此前文学史中的农民完全不同。在塑造“新”的农民形象上，“作为老百姓写作”的莫言极为独特。“作为老百姓写作”意味着平等地对待小说中所有的人物，也意味着平等地对待读者。在莫言的小说世界中，所有的人物一起释放出自己的生命，他们在高密东北乡上演悲欢离合，他们清醒而又倔强，他们背负历史又活在当下。“作为老百姓写作”的莫言始终和他们站在一起，他写下的就是他们的心声。说到这一点，不得不提及《天堂蒜薹之歌》。这部小说中的张扣是个民间艺人，以弹唱为生，天堂县的百姓欢乐时，他由衷地唱赞歌，百姓蒙难时，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怒歌百姓之苦。张扣，即张口，他既是一个民间艺人，又有足够的清醒。立足民间，为众生“张口”，无疑就是莫言的姿态和立场。 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是，莫言笔下的知识分子，包括小说中那个名叫莫言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无力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无能的。生动鲜活的，让人过目难忘的是他笔下那些农民形象。《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和他转世的所有动物没有离开过他的土地和家园，蓝脸一生也坚守着他的那一亩六分地。这仿佛是一个隐喻，莫言的文学之根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高密东北乡。然而，土地之上的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给莫言的创作同样带来变化。莫言本人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小说是能够成长的，而且建立在乡村故乡基础上的小说，本身是充满开放性的，永远不会封闭的。”正因为这一点，莫言笔下的乡土众生都是真实的，他们拥有不完满的自我，却又是丰满的。他们哪怕是拥有人性的永恒弱点，却也是有自我意识，有反抗的。甚至，他们的反抗往往不局限于乡土世界的方式，比如《天堂蒜薹之歌》中的高马，他在反抗时常常想起于连，他的反抗也带有于连式反抗的特征。这似乎突破了人们对乡土中国的民众的惯常理解。事实是，中国农民形象的变化与时代的变迁密切相关，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本身会发生变化。只有一个扎根于土地的作家才能看到土地之上众生的变化，也正因此，一个作家才有可能持续创作。于是乎，我们在莫言的新作中看到了新鲜复杂的乡土众生：一个近乎于阿Q的弱者武功，几乎是一无所有，但又有凶残的一面，以睚眦必报的方式对抗世界；一个同样热爱土地但又清醒地看到自己祖辈缺点的青年孙来雨；一个优缺点同样明显的村官张二昆……他们都是莫言在土地上复活起来的众生，他们拥有自己的生命体验，作为老百姓写作的莫言，把他们的欢喜幸福、委屈无奈，甚至是他们被损害的悲愤和盘托出了。 这样做的并非仅仅莫言，许多作家作品中都出现了貌似不同以往的农民形象。早在10年前，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甫一问世就遭到了质疑，其中的女主角繁花是个村干部，一心为村民谋福利，然而，当她努力工作时，却被自己最信任的人在背后捅了一刀。论者质疑的是她丰富的精神世界，甚至有人认为繁花的精神世界不像农民，太小资。现在，这种质疑声渐渐弱了下来，因为更多的新的农民形象正在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的长廊。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是“70后”作家梁鸿的《梁光正的光》中的父亲梁光正。李敬泽说，“从未见过这样的农民，他是圣徒，他是阿Q，他是傻瓜，他是梦想家，他是父亲是土地，是顽劣的孩童是破坏者。”梁光正与普通意义上的农民形象完全不同，他有很不卫生的一面，就是随地吐痰；他又有让人不可思议的一面，身为一个农民，他永远穿着雪白如一道光的白衬衫，这两个细节似乎构成了一个矛盾体，却又是如此贴切地糅合在一个新的农民身上。他固执保守，甚至是偏执，但又渴望融入这个时代，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他的身上同时呈现出中国农民的主体性和复杂性。所以，在现当代文学的农民形象谱系中，梁光正完全是个“新人”。他终其一生都在寻亲，却永远寻不到真正的亲人。“寻亲”也可以理解为梁鸿为梁光正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人物中的“寻亲”，他拥有此前农民形象的基因，但更多的是变异。 毫无疑问，不同时代的作家对于传统的继承不同，其笔下的人物亦不同。当代作家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了中国文学传统的一脉，也以独特的方式复活了乡土中国的众生。他们如一道道的光，从民族历史中逶迤而来，汇在一起，照向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