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教授在香港大屿山心经简林（2008）
    饶先生是一位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通人，擅书画，能操缦，亦长于各体传统诗词、骈、赋、古文，在学术研究、艺术创作和文学创作三方面均深造有得，可谓一身兼文、艺、学三绝。先生自字“选堂”有三义，其因之一为对钱选“学艺双携”的景仰。加上先生有感于现今是一个学、艺隔阂分家的时代，故要求自己的学术研究与艺术实践合而为一，力图突破二者之界限，其在敦煌学方面的研究，便是一例。
    饶宗颐先生，字伯濂，又字选堂，号固庵，1917年生于广东潮州，学问渊博，著作等身。先生治学虽以考证为主，但亦不乏理论建树，现略述如下。
    华学与关联主义的国学
    饶宗颐先生虽有国学大师之美誉，但他本人却甚少提及国学一词。他是主张用华学一词的。1994年他创办主编了《华学》这份学术刊物，在发刊辞中写道：
    中华文明是屹立大地上一个从未间断的文化综合体……从洋务运动以来，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已失去信心，外来的冲击，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不惜放弃本位文化，向外追逐驰骛，久已深深动摇了国本。“知彼”的工作还没有做好，“知己”的功夫却甘自抛掷。现在是返求诸己、回头是岸的时候了……我们所欲揭橥的华学趋向，有下列三个方面：一是纵的时间方面，探讨历史上重要的突出事件，寻求它的产生、衔接的先后层次，加以疏通整理。二是横的空间方面，注意不同地区的文化单元，考察其交流、传播、互相挹注的历史事实。三是在事物的交叉错综方面，找寻出它们的条理——因果关系。我一向所采用的史学方法，是重视“三点”，即掌握焦点、抓紧重点、发挥特点，尤其特别用力于关联性一层。因为唯有这样做，才能够说明问题而取得较深入的理解。Assyrian文法上的关系名词（Relative Pronoun）有一个（Sa）字，具有Whom、What等意义，我在史学是主张关联主义的，我所采用的，可说是一种“Sa”字观，有如佛家的阿字观。
    从饶宗颐先生的夫子自道，可知一般人心目中所谓国学，即先生心目中的知己功夫、返求诸己的传统中华文化之学，所以他会称之为华学。找回中华传统文化的真义，正是他认为应该重塑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先生在讲了华学的范畴之外，也谈及了他所主张的方法论：史学上的关联主义。他一向认为一切文化领域的研究，皆文化史范畴的研究，故必须具备史学的角度。他所提倡的研究方法上的史学的关联主义（Sa 字观、阿字观）等等，以及所谓在研究时所采的纵、横和交叉错综等切入角度和坐标，其实最终皆可总结为文化的关联性研究。因此，笔者认为大可以将之称为饶先生的关联主义国学。至于文化的关联性，指的是文化源流的复杂性和多元化，这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涵及其条理和因果等关系，正是饶先生最有兴趣、认为最值得探索的。
    从“三重证据法”到“五重证据法”
    饶宗颐先生早年以攻治地方文献及中国上古史地为主，中年以后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献，壮年则由中国古代的研究扩展到人类文化史的研究，兴趣逐渐移到印度至西亚，而新世纪时又回归到中华上古史地。由于先生精通中国传统文献，史学根基深厚，又长期研治甲骨文、金文和战国秦汉文字，并通晓英、日、德、法等国语言及印度与巴比伦古代语文，研究问题能旁征博引，突破地域与学术门类的界限，并常能着人先鞭，发掘新问题，提出原创性的命题与立论，在多个学术领域皆有重要建树。
    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大学者，饶先生有着自己的研究方法论。
    上世纪20年代间，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主张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以印证古文献记载的数据，着重以两重证据互证，为考证学奠下新法，对传统学术研究进行了改造与革新。
    过去数十年间，大量的文物与文献相继出土，面对这些丰富的史料，饶先生认为研究者应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以缜密的方法与角度，对新出土文献进行研究，结合传统与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这些珍贵的资料。1982年，饶先生首次提出以“三重证据法”研究夏文化，认为“必须将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的研究三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互相抉发和证明”。而先生后来在《论古史的重建》一文中，再次阐述了“三重证据法”的要旨︰“余所以提倡三重史料，较王静安增加一种者，因文物的器物本身，与文物之文字记录，宜分别处理；而出土物品之文字记录，其为直接史料，价值更高，尤应强调它的重要性。”此外，更提出史学研究必须采取的三种途径︰一是尽量运用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记录，作为我们所说的三重证据的主要依据；二是充分利用各地区新出土的文物，详细考察其历史背景，做深入的探究；三是在可能范围下，使用同时代的其他古国的同时期事物进行比较研究，经过互相比勘之后，取得同样事物在不同空间的一种新的认识与理解。
    至于民族学材料，先生指出只可作辅助资料，而非直接史料，从而引申出他的“五重证据法”。笔者曾对于饶先生研究上古史所提倡的“五重证据法”作有简析︰
    饶师是先将有关史料证据分为直接、间接两种，再分成中国考古出土的实物数据，甲骨、金文等古文字材料，中国传统的经典文献与新出土的古籍（例如简帛等）资料、中国域内外的民族学资料和异邦古史资料（包括考古出土的实物资料和传世的经典文献）五大类；前三类为直接证据，后二类为间接证据。他最主要的方法是通过比较研究各种证据中各种资料的关系（特别是传播关系）与异同，从而希望得出较为客观的论点。
    从“三重证据法”至“五重证据法”的建立，可见饶先生所提倡的考证法兼顾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两个层面，以上世纪的新资料和新方法为向导，拓展出研究证据方法的多重性，发展了前人的方法论，是古史及古文献研究方法上的创建，并突破了传统文史研究学科的发展空间，引领研究者进入一个新的学术潮流。其实，这种研究方法，应可适用于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新经学的提出
    饶先生所提的“新经学”，主要是想建立一套全面而系统的代表中华民族文化和思想、感情传统的“圣经”，因为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应有其代表性的经典，这有助于建立民族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所谓“新”，是指：一、重新整理和研究，因为现在新出土了不少材料，要求我们做这个工作；二、重新界定传统的经的范围，不应只限于儒家；三、可扩大经的范围至各家各派的著作。先生提倡的乃中国古典学在新时代的复兴，为当代中华文化发展奠定精神基础。
    学艺双携——通人的培养
    饶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学问本就重视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要求学者做通人。这个通究之道是要付出极大心力。他就是这样教学生的。当代学术界重视专家，不重视通人，阻碍了人文学科的发展。先生主张学者可以先成专家，然后再追慕会通，以终成通人为目标。
    饶先生极力主张，学术研究特别是在文艺研究方面，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实践作后盾才能踏实。这是先生的另一重要教导。此所以他教古典文学，一定要学生写作旧体文学；他教艺术史，也同样要求学生兼通艺术创作。
    饶先生是一位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通人，擅书画，能操缦，亦长于各体传统诗词、骈、赋、古文，在学术研究、艺术创作和文学创作三方面均深造有得，可谓一身兼文、艺、学三绝。先生自字“选堂”有三义，其因之一为对钱选“学艺双携”的景仰。加上先生有感于现今是一个学、艺隔阂分家的时代，故要求自己的学术研究与艺术实践合而为一，力图突破二者之界限，其在敦煌学方面的研究，便是一例。先生长年致力敦煌的研究，将理论、实践互为表里，例如，他用临摹古代壁画所得来的经验、技法等来研究中国传统绘画技法；另一方面，他又将中国绘画的传统技法，结合现代思维的表现方式、构图方式和绘画理念，通过其对中国西北地区的研究与体会，晚年开创了西北宗山水画派的理论和技法。
    先生今遽尔仙游，了脱凡尘之锢，作为追随了他38年的学生和助手，的确悲欣交集；适逢编者命题索文，乃匆匆草就此篇，并致哀悼。
    （作者为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高级研究员、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