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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金石学家王献唐在给傅斯年的信中，称赞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能够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运用新方法、整理新材料，使得整个研究局面为之一变。新旧学者的差距，不在才智，而在于前者能够把握时代风尚，将学术做大做强。学术研究是一种最终落实到个体的工作，它需要学者的才华、自律以及持续不懈的努力，同样，也需要学者们能够审时度势，明白时代精神的走向，从而将自身的努力和时代的要求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学术传统，现在已有很多人在关注，相关的资料也在陆续收集整理中。尤其是60年所庆时出版的《甲子春秋》一书，是对各处室离退休的老先生们的系统访谈，也是了解文学所学术史的重要口述资料。其中，现代室的经验对于当下的学术规划颇有启发意义，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术复兴中，文学所现代室在该专业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些成就最为出众的学者，他们在个人抱负和时代要求之间，都会选取一个最佳的结合点，从而使自己的工作能够为整个专业开启全新的局面。 为了让我们的讨论更为具体形象，不妨化繁为简，将其归纳为现代室的三位老先生的故事。 第一位是马良春老师，他做过现代室的主任，也做过文学所的所长。在他的工作中，最为引人注意的一项就是主持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120多卷）的编辑和出版。这个项目开始于1979年，后来列入了国家的“六五”计划，丛书的主编是陈荒煤，许觉民和马良春为副主编，由于马良春是现代专业出身，实际主要由他负责，而更为具体的工作则由张大明和徐乃翔二位老师分担——前者此后成为左翼文学研究的权威，后者则是日后国内最为活跃的史料出版者。文学史资料项目在现代室的牵头下，调动起了全国高校的众多研究者参与，该项目既包括了上百个作家、社团、流派的资料整理，也包括了唐沅等人的期刊目录汇编。经此项目，基本上每个专辑的编者都成为该领域的权威，可以说，此项工作确立了此后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 一个学科的发展水平，从根本上讲，由它的基础文献的整理水平所决定。在20世纪80年代初，现代文学专业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建构学科的资料基础。现在回过头去看，真的要佩服当年的学科规划者们号脉之准、决心之大，当时的两个举措对整个专业影响深远：一个是唐弢提出的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必须读期刊，他开列了目录，严家炎将其拿到北大，征得王瑶的同意，用于学生培养，后来全国其他高校也推广开来。读民国期刊是最为直接的回归历史现场的方式。另一个就是马良春等人主持的资料汇编，它夯实了整个专业的文献基础，也使得若干研究者有了自己的学术出发点。 正是因为这样的史料观念和底子，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学者才可能翻阅两三千种原版书，去写作一本文学史。较之于夏志清的文学史研究，中国大陆学者在史观上究竟突破了多少，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基本资料的体量上，我们无疑取得全面超越，此后研究者任何成就的获得，无不建立在这一学科优势之上。资料汇编项目现在还在继续，刘跃进主持的中华史料学会中，有现代史料分会，仍在默默推动该出版工作的开展。 第二位是樊骏，他是现代文学专业最早具备明确学科意识的研究者之一。从1983年起，他陆续写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考察和思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既要分工，又要综合》《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想法》《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等一系列有关学科发展状况的研究论文，也系统总结过陈瘦竹、唐弢、王瑶等人对学科的贡献，每篇文章即使现在重读，也会给人以新的启发。在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迅猛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有这样一种自觉意识，使学术发展处于理性且可控的范围内，明白我们走到了哪一步，我们的优势和局限是什么。或者说，要对我们的研究本身保持反思和警惕，使之超越自发、趋于自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