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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学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引起的最大质疑往往是，鸡零狗碎，目光如豆，宏大的历史哪里去了？一副表情的描述，一个步态或者一种声调的模仿，墙角下的菊花或者村口老树上的乌鸦，文学热衷于书写这些景象与历史又有什么关系呢？人们口口声声地把历史挂在嘴边的时候，文学与历史的脱钩几乎是一个难以饶恕的罪过。 现在，也许到了推敲字眼的时候了——什么叫作历史？这个概念往往在两种意义上得到使用。一，所有过往的事情都可以称作历史。二，历史著作陈述的各种内容。我们常常习惯地混淆二者。我想，做出一个区分有助于理清问题：过往的事情是历史著作的素材；历史著作是一种处理这种素材的话语，即历史话语。但是，世界上不只一种话语可以处理过往的事情，其他类型的话语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处理这种素材，例如文学话语。换一句话说，文学可以表述自己理解的历史，这种表述并非一定投合历史话语——那只不过是另一种话语而不是历史本身。文学不像历史著作不等于放弃了历史表现。历史并不是由历史著作垄断。 两种话语的理论区分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古代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文史不分”是一种共识。许多文本表明，二者混沌一体。但是，文化的发展表明，历史话语很快成熟，并且成为主宰；古人长期具有一种观念，文学话语仅仅是一种派生物。孔子《论语》之中的“文学”一词并不是现今这种“文学”的意义，而更像泛指各种人文知识。当时文学的标本是“诗”。孔子以及这一段时间的思想家对于“诗”的讨论不是很多，文学思想的发展速度不如历史观念。所以，梁启超认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史学最为发达。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里列举了《诗经》之中的一些篇章证明，这时的“诗”就像历史话语的附加说明。其实，以诗证史一直是中国文人的一个传统。我们在著名的《毛诗序》里就可以发现，诗的解读被归结为历史的各种变化征兆，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至于古代的许多长篇小说始终被视为正史的补充或者形象的历史教材。 梁启超同时解释了史为主、诗为辅的原因。因为古代的许多历史著作专供统治阶级阅读，统治者希望从历史著作中学到各种统治术，这正是《资治通鉴》这个书名的涵义。统治阶级的重视肯定是历史话语如此发达的重要原因。《隋书·经籍志》是唐代的一本目录学著作，记录了隋朝的各种藏书，同时确立了经史子集的图书四大类别。“史部”的建立表明了历史著作的发达程度——这时的文学话语并没有获得同等重视。另一方面，史官的设置保证了历史著作的职业化写作。历史的记载不仅是单纯的帝王生活记录，同时还包含了评价体系，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历史著作在记录事实的同时弘扬某种规矩准则。政治权力对于历史著作的重视也是历史话语繁荣的重要原因。 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重视历史话语的同时常常贬低文学话语。许多时候，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主要贬低文学话语的一个特征——修辞学意义上的“美文”。古代思想家对于华美的文字时常抱有敌意，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到反对文字雕琢，始终如此。“美文”似乎带有某种原罪。这同时证明，古代思想家心目中文学就是所谓的“美文”，也就是词章之学。从词章之学的文学观念到今天所理解的这种独立于政治话语、哲学话语或者经济学话语的文学话语，其间经历了漫长的演变。然而，如何认识这种演变，教育史上有一段插曲值得一提。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开始筹办时，从1898年到1904年出现了三份决定教学内容的文件，即《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和《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三份文件显示，梁启超、张之洞等人的课程设置中，“文学”的涵义从一般意义的人文知识和狭隘的词章之学转向了如今独立意义的文学话语，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这种理解的形成，西方的文学概念literature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参照。梁启超和张之洞学贯中西，引进西方的文学概念十分正常。从大学的筹办到西方文化的参照，这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事件。 新的文学观念必须和新的文学实绩联系起来。五四新文学成为新的文学观念的证明。我们对于五四新文学的白话文运动以及种种争论已经非常熟悉了。我想提到的是，五四新文学不仅是现代文学的开始，而且，现代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的区别在理论上清晰起来了。 考察历史话语的总体特征显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与文学话语的相互比较之中，历史话语的某些特点逐渐显现出来。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历史话语不是有闻必录，而是记录“本质性的东西”。但是，什么是历史学家所说的“本质性东西”呢？什么是判断本质与非本质的坐标？一个茶杯，一场音乐会，农民在田地耕种，教授在课堂上讲学，两个小混混儿在街头打架，一个失恋的女孩儿默默地流泪——究竟什么是历史的本质？ 历史学家的视线多半集中于政治权力，他们对于国家、王朝、帝王家族或者宫廷之中各种争权夺利的历史事件具有天然的兴趣。一般地说，寻常百姓的柴米油盐没有资格进入历史话语，这些琐事的历史贡献率太低。政治权力是国家政权组织和社会模式的轴心。中国的二十四史，每一部历史著作的诞生无不源于政治权力的改朝换代。历史话语的一个最重要的传统就是表现整个社会。著名历史学家托因比有一个平生得意的观点是：历史话语可以理解的最小领域是整个社会。换一句话说，历史话语的分析单位是整个社会，不再关注更小的东西。年鉴学派所谓的“长时段研究”或者“总体史”之类都是相近的观念。历史学家对于琐碎的细节没有兴趣，许多历史学家的笔下出现了生动的人物性格，例如《史记》，但是，这些人物是作为整体社会特征的例证。历史学家很少考虑人物性格的完整性。所以，梁启超说过，历史话语选择的人物必须能够充当历史的精神主角。这些人物代表了某一时代或者某一集团的的共性，或者代表某种民族心理、社会心理。历史学家不是再现人物的性格和作为，而是借此描述他所处的历史环境，描述杰出人格形成的历史表率。 根据这种观点，历史话语谈论整个社会的时候，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消失了。无论是将政治权力、帝王将相、国家，还是所谓的“社会规律”作为社会的重心，那些普通人的人生始终找不到位置。 相对地说，五四新文学出现之后，普通人的人生明确地成为文学的焦点。为人生的文学是一个重要的口号。五四新文学对于白话的重视，即是对于民间、普通人和日常的重视。当年，周作人写了两篇有名的文章：《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他强调了平民，强调了普通男女的悲欢离合，而不是英雄豪杰的丰功伟绩。这时可以说，与历史话语关注国家、社会不同，文学话语分析单位的是普通人的一个个具体的人生。 很长的时间里，许多文学理论家对于这种状况很不放心。普通人的言行能够代表历史吗？各种人生的故事或者家长里短无法像历史著作那样清晰地显现国家怎么样、民族怎么样、社会制度怎么样，那么，这种文学话语又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希望文学做到的是，个别普通人的言行、命运概括了一批人，甚至寓示了历史的发展，这就是典型这个概念的主要内容。典型这个概念无形地认可了一种观念：文学话语只能像历史话语那样处理过往的事情。个别人物必须是宏大历史的代表。无法实现这种概括的文学人物只能得到比较低的评价。我要表示疑问的是，这是否存在垄断历史的嫌疑？每一个人在历史之中的作用不同，同时，每一个人对于民族、国家、社会制度的贡献也不同，但是，所有的人生都是历史的内容。历史在每一个人手中创造，而不是少数人根据所谓的历史规律演绎。历史内部，衡量每一个人的意义存在多种标准的交叉，而不是仅仅依据历史著作的标准。一个父亲可能对于社会、国家没有多少特殊的贡献和影响，但是，深爱儿子这一点已经足够他入选文学——例如朱自清的《背影》。我曾经说过一个不太确切但有助于理解问题的比喻：股市的指数取决于所有资金的博弈。二十亿元的资金与三百元的资金对于股市的影响当然不同，可是，每一天的股市指数是所有入市资金的交汇、增减、抵销、累积等各种博弈的结果。历史也是如此，每一个人的能量都汇聚在历史之中，没有人被抛在历史之外的真空中。历史如何发展，同样是所有社会成员合力的结果。典型这种概念没有理由自作主张地把某些人奉为历史的主角，把更多的人排除在历史之外。 这个意义上，文学对于普通人的关注显示了独特之处。与历史话语相比，文学话语承认每一个人的价值。所谓的普通人不一定简单地理解为遭受压迫的底层，“普通”指的是他们无法在公共的社会事务中发挥醒目的作用。一个衣衫褴褛的工人可能在某一个历史运动中担任主角；某一个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完全丧失了支配外界的能力——普通与否不是由经济收入的高下、名声或者官衔的大小决定的。尽管如此，他们在历史之中都占有一席之地，都是文学话语的对象。 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充满了各种声音的辩论。如同哲学话语、经济学话语、政治话语或者历史话语，文学话语同样是参与辩论的一种声音。关注普通人的人生，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这是文学话语的独特视角。世界不可能完全按照文学话语的视角发展，但是，世界也不可能完全取消这种视角。可以预料，完全取消文学话语的视角，也就是取消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意义，只能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悲剧。文学话语力图从日常生活之中发现解放的能量；另一方面，所谓的历史解放只有进入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这才是真正的解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