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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南帆，本名张帆，1957年生，福建福州人。现为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闽江学者”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福建省文联主席。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出版《文学的维度》《无名的能量》《先锋的多重影像》等三十余部学术著作和散文随笔集，发表学术论文三百余篇。曾获鲁迅文学奖（第四届、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科奖、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华语传媒文学奖等各类奖项数十种。 一 今天这个演讲，我想谈论的是文学现代性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日常生活对于文学意味了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领域？文学可能在日常生活之中发现什么？这一切又与现代性存在什么关系？ 谈论这些问题之前，我想交代若干来龙去脉。花费了几年的时间，我刚刚完成一本著作，书名是“无名的能量”。我曾经在另一个地方说过，一个相对宽泛的意义上，我所关注的文学主题仍然围绕压迫与解放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主题的考察必须深入个人日常生活的具体经验。日常生活这个领域中，压迫与解放的主题细腻多变，远不止政治经济学所描述的那么简单。压迫不仅是阶级之间的故事，也可能发生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交往之间，或者发生在性别之间，乃至发生在学院里的不同学科之间。压抑也是一种压迫，这种压迫隐蔽、曲折同时范围广泛，时常分布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区域，从家庭生活到国际学术会议，从不同的语种获得的重视程度到某种民俗的衰亡。因此，这时的解放未必是大规模激烈的阶级搏斗，同时还形成了多种微观的小型形式。这些是文学擅长处理的领域。当今世界，两种主义、两大阵营之间激烈对抗告一段落，一批国家攻击另一批国家的世界大战短期内似乎没有发生的迹象；传统的阶级斗争口号正在被软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所覆盖。然而，即使在流行歌曲、武侠戏说、网络文学或者动漫游戏这些流行的大众文化背后，各种交锋仍在发生。熟悉网络和微博的人可以信手总结出一大批相关事件。这种氛围之中，何谓压迫？何谓解放？尤其重要的是，解放的能量从何而来？经济的解放与文化的解放将以何种形式交汇为新型的政治？这些是我进入文学与日常生活关系的思想背景。 谈论文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还有一些理论背景需要提及。前两年我发表了一篇论文《文学的意义生产与接受：六个问题》。六个问题是我这几年理论考虑的若干焦点。某些考虑与这个论题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首先，我谈到了物质生产与意义生产的区别。我们对于物质生产已经十分熟悉了。田野里、工厂里的大部分活动都是从事物质生产。生产出来的物质为了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然而，时至如今，许多物质材料同时还表示某种意义。例如，建筑即是如此。建筑不仅是我们的居住之所，同时，各种类型的建筑同时还表示各种意义，一幢古典园林式的建筑与一幢后现代式的建筑表示的意义完全不同。当然，如今的文化已经如此发达，愈来愈多的物质——包括大量的自然景象——被赋予各种意义。我们不仅生活在物质空间，而且愈来愈多地生活在意义空间。明月、清风、大漠、江湖，这些远远不止是一些天文、地理或者气象资料，它们早就在中国古典诗词之中充当各种意义的隐喻。文学显然是纯粹的意义生产。《红楼梦》没有建造一座大观园，《三国演义》之中的两军对垒也没有留下许多腐臭的尸体，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街道和公寓仅仅是一些文字印刷符号而不是真实的物理空间。古今中外的小说塑造了众多的人物。这些人物不需要食物、水分和空气，没有哪一个国家为之颁发身份证或者护照。他们的存在不是物质的，而是来到世界上表明各种意义：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具有何种意义，刘关张的桃园结义具有何种意义，高老头或者葛朗台与周围其他人物的关系具有何种意义，等等。物质层面上，作家的贡献仅仅是在几本书上添上印刷符号罢了。的确，文学没有为一个时代哪怕增添一块面包，但是，文学为这个时代增添了各种意义。意义生产的价值并不亚于物质生产，尤其是现代社会。譬如，没有莎士比亚著作或者鲁迅著作，这个世界肯定要乏味许多。 六个问题之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关系主义的视域之中考察文学。我已经在许多时候描述过本质主义的工作方式。概括也罢，演绎也罢，许多理论家在浩如烟海的文本之中考察文学的本质，力图说出一个终极的答案。寻找本质肯定是一种令人倾心的理论故事，如此之多的人为之呕心沥血。许多时候，他们似乎成功了，文学的本质是道、理式、模仿以及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或者是美、人性、无意识，各种胜利的捷报络绎不绝地传来。遗憾的是，这些结论总是在不久之后饱受质疑，争执再度兴起。20世纪的“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或者以法国为中心的结构主义联袂而至，文学的本质仿佛渐渐锁定“语言”。所谓人文学科的“语言转向”为之击鼓助阵。然而，20世纪的下半叶，怀疑的观点又一次占据了上风。首先，文学研究无法提炼出某种特殊的语言结构，继而证明这种语言结构仅仅局限于文学而与日常生活绝缘；其次，解构主义或者“文化研究”的分析表明，意识形态对于语言结构形成了多种压力。一种文学类型——例如小说，或者诗——之所以产生了某种修辞，一个作家之所以热衷于某种风格的表述，这是有原因的；政治、意识形态、各种文化历史都可能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把“语言”叙述为某种不受干扰的本质，从而把文学剥离出社会体系，这种设想再度宣告失败。 我对于本质主义的工作方式不太满意。如此漫长的研究历史始终没有确定文学的本质，有否可能是另一个问题——会不会这是一个错误的提问？本质意味了一个终极的答案。本质主义的想象之中，万事万物或许来自一个古老的本源，或许通向一个遥远的顶点。本源或者顶点决定它们之所以具有这种性质而不是那种性质，这即是本质的规定，同时也是各种分类的标准。如果把这种想象扩大历史的理解，很容易与历史目的论联系起来。历史的全部演变仿佛都是为了奔赴一个最终的伟大目标，也许是道，也许是绝对理念，也许是某种宗教理想，也许是某种社会理想，例如大同世界，如此等等。然而，对于不相信历史目的论的人说来，这是一个成问题的图景。如果无法设想一个终极的历史目的，没有一个规定一切的超级能指，那么也无法设想一个文化的终极目的。丧失了这个前提，我们同样无法推论出各种文化门类必定存在某种不可代替的本质——包括文学。 当然，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文学无不具有自己的特征。这些特征并非恒定不变的“本质”，而是与当时的生活相互呼应——尽管这种呼应常常是曲折的、间接的。否认文化的终极目的不是放弃任何目的，相反，这恰恰在于肯定，文化具有阶段性目的。文化并非什么神秘的东西，文化是人类在自然或者社会之中生活形成的经验。一部分经验因为有效从而作为规范或者传统获得了符号形式，并且持续地承传。文化的意义不是指向未来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也不是返回当初的本源，而是企图使一个时期人类与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调整到最为融洽的状态。选择乘坐火车还是乘坐汽车？楼房盖得高一些还是低一些？数学重要还是物理学重要？政府要多收一些税还是少收一些税？论文应当写得简明一些还是晦涩一些？没有和某一个阶段的历史环境结合起来，所有的问题都不会有答案。换一句话说，文化的目的不是实现未来的某种遥远的预设，或者保持某种古老的纯粹性，文化的目的在于当下这个历史阶段，尽量完善这个历史阶段的各个方面。这个历史阶段结束之后，文化可能产生重大的改变。虽然已有的文化可以作为强大的传统占据了起点的位置，但是，文化之所以得到延续，是为了完成另一个阶段提出的任务。 这也是我考虑文学的方式。与其孜孜不倦地替文学想象某种虚幻的“本质”，不如关注一个真实的问题：现今这个历史阶段，文学出现了哪些前所未有的特征？为什么？ 这就是我聚焦于日常生活的原因。在我看来，进入现代性控制的这个历史阶段，文学对于日常生活的兴趣急剧增加了。这时，文学的意义是什么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