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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格律”与“声情”辨：诗歌语言结构功能论上的差异 以上辨析了兰色姆诗学本体论尤其意象论与我们古人的相通处，但是，即使在意象论上，两者也存在差异：我们古人意象论还强调“情景交融”，即强调诗歌意象结构与人的情感世界的本体论关联，并且不反对与社会政治世界的本体论关联(与意象论相关的比兴论就特别强调这一点)，而兰色姆则反对这两种关联：既反对“心理学批评”，也反对“历史学批评”和“道德说教”。当然，更突出的差异体现在对格律即诗歌语音结构的认识上：理查兹等还强调诗歌语言的情感表现性，但兰色姆坚决反对；象征派尤其后期象征派还强调诗歌声音的象征性，但兰色姆对此不予重视。韦勒克对于兰色姆格律论游移不定的矛盾是有所洞察的：“有些时候，他认为韵律要么是构成作诗三要素里的第三个作用相等的成分……然而，兰色姆并不相信韵律的表现力。他反复讥嘲通常关于声音的象征主义臆说……凡此种种等于摈弃有机说，摈弃兰色姆所认为的总体性、连贯性，格式塔迷信。”[15]兰色姆用人的身体结构来比喻诗歌“三位一体的存在方式”，恰恰是中国古代诗学“一体三用”论的基本思路，但兰色姆其实并未将这种“三位一体”思路贯彻到底。 我们古人除了以“象”为诗之“用”外，亦以“声”为诗之“用”，清人乔亿《剑溪说诗》④有最简洁的概括：“性情，诗之‘体’；音节，诗之‘用’”，体用和合就凝定为中国古代的重要诗学范畴“声情”，突出强调诗歌语音结构与情感世界的本体论关联；并且，我们古人还强调诗歌的“声外之音”还可以表现“韵外之致”和无穷、有余之意，以“有无相生”之结构，展示着与世界本体的关联。 兰色姆强调，诗歌的本体性还体现在可以表达“不确定的意义(IM)”：“对于批评家来说，积极的IM就是诗歌的肌质；对于哲学家来说，积极的IM就是诗歌的本体个性”，“这种积极或者说珍贵的不确定性随着意象的出现而进入诗歌”，就是说，意象可以表达“不确定的意义”而获得本体性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格律是否可以表达这种“不确定的意义”而使诗歌获得本体性呢？兰色姆在分析这一问题上有些游移不定：“DM代表确定的意义，或者说诗人打算表达的意义中得以顺利保持的部分；诗歌的逻辑释义可以清楚地表现这一意义。IM代表不确定的意义，或者说，在作品的最终意义中，不因意义本身的逻辑需要而在格律的强制作用下形成的那一部分意义，它可以通过诗歌逻辑释义之外的一切不尽之意来表示。”这似乎在说格律是可以产生“不确定的意义”的，“诗歌不会斤斤于逻辑的完美，却非常在意从格律需要中悄然产生的那不确定因素的积极意义，仿佛生死攸关”，“语音效果多少充当意义的肌质。它为意义增加一种本体性的内容”，“然而，如果我们独立地审视语音效果本身，我们就会发现，诗人努力在自己的格律(也即规整的语音结构)中开发属于自身的肌质，这种肌质由格律的变异构成……意义必须适应格律，于是就产生了意义中的肌质，而格律必须适应意义，又产生了格律中的肌质……我们既然习惯于从一首诗中读出许多的意义，如果我们不去体察其中的本体性考虑，那将是致命的”。格律构成诗歌的“肌质”而获得本体性；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诗人对格律变化的热衷其实与意义无关”。如果说这种“意义”是指“确定的意义”，没有问题，那么，格律跟作为“肌质”的“不确定的意义”有关吗？兰色姆还直接强调，说诗歌语音的效果“‘富于表现力’几乎全是谬论”。[16]如此也就切断了诗歌与情感世界的本体论关联。 总之，我们古人的“声情”论强调了“体(情)”与“用(声)”或“内容(情感、意义)”与“形式(声)”的高度和合关系。韦勒克指出，兰色姆“试图摆脱‘二元论的困境’，认为结构、机理、韵律给诗篇‘一个三位一体的存在方式’”，但总体来说，兰色姆实际上把“韵律”剔出了“三位一体”的格局：强调“格律”无关乎“意义”、“情感”的表现，“格律”也就成为无关乎“内容”的单纯“形式”，他终究未能摆脱他试图摆脱的“二元论的困境”，而落入西方传统内容与形式、体与用二分的窠臼。从诗学本体论整体来看，“声情”论强调了诗歌与人及其情感世界的本体论关联，而兰色姆事实上把格律只作为单纯的形式来论，也就切断了诗歌与人及其情感世界的关联，如此，诗歌也就成为与人这种主体毫无关联的客体世界，这在世界本体论上最终也就落入了主体与客体二分的西方传统窠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