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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体三用”与“三位一体”辨：语言本体论上的相通 与以上所述密切相关，“本体”与“体用”论又一相通之处在于：两者既关乎世界结构(哲学本体论)，又关乎语言结构(诗学本体论)，并且在语言功能论上皆强调诗歌对语义(概念)功能单一性的超越，庞德的语言三功能论与刘勰的“三文”说、兰色姆的“三位一体”说与诗格论的“一体三用”说在这方面就存在相通处。 把“本体论”用于文学研究的虽非只有兰色姆，但在直接用“本体论”来较为系统概括乃至标榜自己基本理论思路方面，兰色姆确实是非常突出的。赵毅衡指出：“兰色姆的本体论有两个互不相容的意义：既说诗自身是本体存在，又说诗的本体性来自它能完美充实地‘复原’世界的存在状态。”[3]所谓“诗自身的本体存在”强调的是诗歌“内部”的本体性——这是“新批评”的语言本体论的主导倾向，而所谓“‘复原’世界的存在状态”则是强调诗歌与外部世界的本体论关联。这里非常有必要引入卡尔·波普尔的“三个世界”框架：“可以区分下列三个世界或宇宙：第一，物理客体或物质状态的世界；第二，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或关于活动的行为意向的世界；第三，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界。”[4]宽泛地说，所谓“本体论”关乎“世界”，也可谓之“世界结构论”，继而也关乎“世界”与“人”的关系，或者说，“人”与“世界”的关系也是个哲学本体论问题：偏重物质世界的是唯物主义本体论，偏重意识、精神世界的是唯心主义本体论——而波普尔试图通过推崇不同于二者的“世界3”来克服这种二元对立的本体论。以此来看，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确实也强调文学尤其诗歌作品构成的“世界3”的自主性、自足性，跟后起的结构主义批评相比，尚未切断文学与“世界l”的本体论关联，但却切断了文学与“世界2”即人的主观情感世界的本体论关联。 在语言本体论和功能论上，哲学往往只关注语言的概念功能，而诗学更关注概念以外的语言功能，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非概念功能”所体现的乃是诗歌区分于哲学的重要的“本体性”。在这方面，兰色姆的诗学本体论提出了以人的身体结构来比喻诗歌结构的“三位一体”说，正与诗格论中的“一体三用”说存在相通之处。 兰色姆有本书叫《世界的躯体》(The Worlds Body，1938)，他还指出：“他(莫里斯)应该说图像符号是一种躯体，它模仿体现价值的某个真实事物。”[5]兰色姆有把诗歌结构比作人的躯体的意思。韦勒克在论述兰色姆时辨析说：“有些时候，他认为韵律要么是构成作诗三要素里的第三个作用相等的成分：头脑比作结构，心脏比作机理，双足比作韵律，要么他使得韵律和‘语音效果’用作‘构成意义的某种机理’。他辩称韵律是‘促成散文的退出’而且给诗人提供了一副面具……然而，兰色姆并不相信韵律的表现力。他反复讥嘲通常关于声音的象征主义臆说……凡此种种等于摈弃有机说，摈弃兰色姆所认为的总体性、连贯性，格式塔迷信”，他力求摆脱他的“二元论的困境”，认为结构、机理、韵律赋予诗篇以“一个三位一体的存在方式”，“头脑、心脏和双足的形象也提示了与有机体的一种最终的调和。在一篇后期的论文里，兰色姆所运用的‘概括的和符号关系的语言的骨架’与‘内涵的诗歌意义’的‘血肉’相对照的比喻也指向两者的一种统一”。[6]而晚唐五代诗格中恰恰也存在着一种以“躯体”为比喻的“三位一体”说：《二南密旨》①有“诗体若人之有身”说，旧题白居易《金针诗格》则云：“诗有三本：一曰窍。二曰骨。三曰髓。以声律为窍，以物象为骨，以意格为髓。凡诗须具此三者。”类似的说法在诗格、诗话文献还有很多，兹不赘引。 再往前追溯，在中学方面，晚唐诗格中的以身体为喻的“三本”、“三体”或“三用”说，似受刘勰影响极大，《文心雕龙·附会》“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云云，在字眼上也显见其影响，而《情采》篇的“声文”、“形文”、“情文”之“三‘文’”说，对“三‘用’”说显然更有导源之功。在西学方面，兰色姆诗学本体论对象征派、意象派理论多有借鉴，其“三位一体”说跟庞德的语言三功能说存在密切关联。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看，钱钟书发现西方意象派诗人庞德相关说法与刘勰的“三文”存在相通之处： 诗者，艺之取资于文字者也。文字有声，诗得之为调为律；文字有义，诗得之以侔色揣称者，为象为藻，以写心宣志者，为意为情。及夫调有弦外之遗音，语有言表之余味，则神韵盎然出焉。《文心雕龙·情采》篇云：“立文之道三：曰形文，声文，情文。”人之嗜好，各有所偏。好咏歌者，则论诗当如乐；好雕绘者，则论诗当如画；好理趣者，则论诗当见道。 钱钟书加一按语指出，刘勰所谓的三“文”与Ezra Pound所谓的诗文三类之“Phanopoeia”、“Melopoeia”、“Logopoeia”，“词意全同”。[7]查J.A.Cuddon编撰A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有“Logopoeia”条解释如下： logopoeia(Gk “making of words”)A poem both means and is.In ABC of Reading(1934)Ezra Pound discusses language as a means be charged with meaning:(a)by throwing the object,be it fixed or moving,on to the visual imagination; this is phanopoeia(q.v.);(b)by including emotional correlations by the sound or rhythm of speech; this is melopoeia(q.v);(c)by including both of the effects,thus stimulating the intellectual or emotional associations which have remained in the receiver's consciousness in relation to the actual words or groups of words employed; this is logopoeia.[8]② 其中phanopoeia与“形文”最可互训，而melopoeia因为including emotional correlations，所以，最可与之互训的似不是“声文”而是“声情”。③这里的关键在于所谓“语义”功能实际上还可再细分为两种不同功能，钱钟书所谓“文字有声，诗得之为调为律；文字有义，诗得之以侔色揣称，为象为藻，以写心宣志，为意为情”大抵已论及，但将“写心宣志”与“为象为藻”对称，似有不通，因为“象”、“藻”、“色”何尝不也是“写心宣志”的方式(即诗之“意象”表达方式)？“为调为律”不也同样是“写心宣志”的方式(即诗之“声情”表达方式)？所以，“以写心宣志，为意为情”准确地说应为我们古人所谓的“直言其理”的表达方式，与“为象为藻”同为语义功能而又不尽相同，不同在于：一为“直言”其情，如云“我愁难消”；二为通过诉诸visual imagination之“象”间接言情，如李太白云“抽刀断水水更流”。 因此，语言实际上有三“用”：语音表现功能(声)、狭义的语义表现功能(义)、语象表现功能(象)。与此相应，诗歌可以具有“三位一体”的结构：语音结构、语义结构、语象结构——我们古人所谓的“以声律为窍，以物象为骨，以意格为髓”就揭示了这种三元结构，而以身体作喻，实际上突出了这种三元结构的有机整体性。兰色姆认为“韵律”可以成为“构成作诗三要素里的第三个作用相等的成分：头脑比作结构，心脏比作机理(肌质)，双足比作韵律”，与我们古人所论精神相近：其所谓的“结构”其实是指狭义的“语义结构”；他对于“象(意象、图像符号)”构成诗之“肌质”没有异议，因而其所谓“肌质”实际上主要指“语象(意象)结构”；“韵律”当然是指“语音结构”，而兰色姆对于“语音结构”是否具有表达功能进而是否直接构成诗歌的“肌质”的认识却是游移不定的，这也可以说正是其诗学本体论的“阿喀琉斯之踵”所在。 如果说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哲学本体论问题的话，那么，作品与世界、人的关系应是文学本体论的重要问题(这不同于新批评等“作品本体论”的判断)。按波普尔的说法，文学作品属于“世界3”，“新批评”与后来的结构主义实际上皆是强调这种“世界3”内部的“本体性”。兰色姆的“三位一体”说与我们古人的“一体三用”说，一方面强调诗歌语言具有“声”、“象”、“义”这三“用”——这可以说强调的是诗歌内部的本体性，另一方面又强调诗歌内部这三“用”在本体论上的丰富性，又展示着诗歌与外部之“体”即世界的本体论关联的丰富性，诗人通过充分、全面发挥这三“用”，就使诗歌与外部世界、人建构起三重丰富关系，进而也就是通过诗歌在人与世界之间建构起三重丰富关系，而科学、哲学类的散文作品则主要只发挥语言的“义”这一单一功能，因而它们与外在世界、人与世界之间所建构起的就只是一种“单一”的有限关系——这是中国古代诗学“一体三用”论的本体论意义所在，兰色姆诗学本体论对此也有所强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