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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常生活：包容诗的理想 “伟大文学的‘不纯性’”被布斯视为现代小说创作的第三个“普遍规律”④。即使从西方文学史来看，“纯文学”也只能是象牙塔内的一个理想，否则，形式主义色彩浓重的新批评理论家也不会煞费苦心地用“包容诗”修正瓦莱里的“纯诗”概念了。 灵魂的罪与罚、崇高的使命，这些主题一度是19、20世纪文学着力表现的东西，是古典与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在逃避崇高的后现代氛围中，大济苍生的抱负和老安少怀的济世理想早已成为昔日虚构的神话，在人们都为追求名利而苦心钻营的状况下，这些东西不仅不合时宜，而且显得可笑。于是我们看到，在《迷旎花园》中，现代知识分子再也不干那样的傻事了，她们要名更要利，她们在专业上拚命努力更多地着眼于现实的生存，即着眼于柴米油盐等生存条件的改善。赵潇潇这个研究所里的女强人向自己的丈夫坦言竞争新岗位领导的目的是：“估计这位置比哪个部门都重要，待遇上也会好一些。别的不说，最起码可以改善一下住房条件。以后就货币买房了，照咱俩这收入，啥时候能买个三居室！”（第15章） 这是一个理想黯然失色的年代，正如文学批评家耿占春所言，现代小说写作的个人化并不必然意味着作品在经验和主题上的狭隘性，或者说，对那些人人都了如指掌的日常事物和个人性的小毛病如数家珍，对小说叙事来说，重要的是对世俗性和日常俗务的关注，而不是割断这些日常俗务与想象的联系后的日常性。⑤ 《迷旎花园》对世俗性与日常俗务给予了充分地关注。尽管日常生活的多样性的矛盾斗争以一种平凡甚至可以说是平庸的状态表现出来的，但这种客观的矛盾的斗争状态以作家自己的主观感受得到了深化，从小说中众多的带有理性色彩的思想描写的文字中，人们不难感到静心自己的内心感受与多元化的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 理性思考占据了不少的成分，并不表明作者缺乏讲故事的能力。你可以怀疑静心缺乏这样的能力，但你能怀疑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卡尔维诺、博尔赫斯们也缺乏这样的能力？巴赫金曾把思想成为艺术描写对象（当然是在人的事件中被展示的思想）作为陀斯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的一大发现，事实上这种情形在20世纪艺术中几乎可以说是小说家们共有的一个创作倾向。仅一个“不会讲故事”的理由，能把20世纪众多的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作家们如此写作的方式就打发了？在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生存性矛盾为结构性矛盾所取代的情况下，所谓人或人物的个性、人格、行动、命运，显得已经无关紧要，思想本身成了描绘对象，成为叙事作品的重心，小说典型分裂为众多的人物世界，故事的叙述不得不让位于更多地解释、疑问、论证，以及复杂的描述。换句话说，想像叙事不得不让位于写实性的经验叙述。传统小说描写中所惯有的历史整体性与连续性转化为个体的零落性和散失性。我们不必像本雅明那样为传统小说的没落而悲叹，毕竟，故事没落为叙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张力，它使小说作品能够更为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多元性质。 《迷旎花园》在理性化的文字叙述中，在为人类的基本情感诸如正义和道德等等进行辩护。“一旦到了笑贫不笑娼，为了享受连道德底线都无所谓的时候，那社会该怎么办呢？有些人认为自己的身体属自己支配，想干吗干吗想怎么用怎么用。如果可以用它得到财富的话，只要不是强迫，那它跟其它工作没什么两样，人为的限制就是不合道理的。还认为这也是女人的权利。真是笑话！照这种观点，卖淫不仅合理简直就应该提倡了。如果认为让男人玩弄和蹂躏以换取钱财是女人的权利的话，那女人早就解放几千年了，还嚷嚷什么妇女解放！”（第3章） 这种道德化的议论并不多余。“中庸”被几千年占据主流的儒家文化视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但事实上，在历史的发展中，中国人又何曾真正的“中庸”过？从过分讲究道德以致流于虚伪、以道德杀人，到今天的虚无主义流行、道德底线坍塌，对他人的存在、生命和价值的漠视与漠然，道德理念近乎全无的情况下，道德化的议论反成为时代之需了。 《迷旎花园》的诗学风格属于新批评派所说的“包容诗”的类型，形象与思想、平庸与理想、善与恶、高尚与卑琐，这些异质而又相互矛盾的因素兼容在一起，并在叙事整体中取得平衡。正如生活本身的多样性那样，它自身也给生活提供了多样化的解释。也许，在复杂生活经验的描绘中寻找人生的意义，就是作者静心所追求的包容诗的理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