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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三个层次分别代表着三个不同的世界，那么，中西语言在这三个世界的相互转译上，其情形又是如何呢?由于第一领域只涉及日常生活的基本事件，所以，中西语言在这一领域完全可以实现一种近乎全息对称的转译。在科学专业的世界中，我们几乎全套借用的都是西方的概念术语，这是一个全盘照抄、拿来照用的过程，所以不存在任何不可转译的问题。只存在模仿和效法的问题，只存在模仿和效法的程度究竟如何的问题。我们认为，转译的问题只发生在第三个领域，即哲学文化的价值领域。关于这一领域的转译问题，过去人们一直存在着偏见。通常人们认为这一领域的不可转译性，它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中西两种语言其各含的内容差异和语码的不同。其实，真正的情况要比这严重得多。何止是语码和各含信息的不同，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是有和无的对立，是实和虚的一种极度反差，所以，在这一领域不存在任何转译，不可转译性是它固有的特征。 如果一种语言仅限于在拥有这一语言的单一民族内使用，那么，该语言的所谓语言优势就无法突显出来。因为同一语言在同一民族中使用，没有可资比较的参序，它的优越性也无法得到证明。同种语言的同族交流，这是一种同质交流。这种交流的最大好处也许是能够促成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造成民族成员间的某种思维均衡化。但从思想发生学和心智进化论的角度看，这种交流又有碍民族成员思想的生发和思维的发展，有碍民族个体心智的有效发育。至少从结果看，这种交流并非是一种最佳效果的交流。在这种同质交流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异质语言和异质文化的因素介入进来，所以，也就无法促成固有思想的嬗变，也无法催化新思想的诞生。由于汉语是一种只纠缠于、浸淫于日常生活世界的语言，相应地，它第二领域(科学专业化世界)的语汇就显得相对地亏缺，第三领域(哲学文化的世界)也就成真正的阙如了。所以，在世界各民族语言文化的传通中，汉语就无法发挥它有效的威力和最大的效用。我们认为，一种语言所携带的该语言文化，它在世界范围内的覆盖程度才是该语言优化和强势的证明。很明显，一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的覆盖程度并不取决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数量，而是取决于此语言在世界各民族中能够流通的最大阈值，即取决于能够流通的民族数量。使用某一种语言的人口数量仅仅说明的是一个生物学事实。即一个民族受纯粹生物学法则的支配，自我繁殖的人口愈多，那么使用该民族语言的人口自然也愈多。这其中并没有涉及到人的任何文化和理性的问题。如果用使用语言的人口多少来证明该语言的优势，这是这个民族的生物学优势，因为语言学优势说到底它指的是一种文化优势。语言优势如同处于不同高度的水的位势一样，在一般情况下，水总是从高水位流向低水位，而不会相反。语言的流动与扩张也是从强势文化的语言流布到弱势文化的语言。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就像天平上的指针总是向砝码重的那边倾斜一样。在民族语言的交流过程中，其强势的表现不完全在于庞大的词汇量及科学的语法结构，而在于各语言的原初取向、精神品质，在于它所隐含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它本身所秉赋的一种对于人生幸福的启示性力量。 正如两百多年前，爱德蒙将军在抵达福尔山脉，包抄那条小路时，对他的助手所说的：“这也是一条路。”今天，我们也愿意重复这句话：“这也是一条路。”即通过汉语，以及对汉语的分析，我们也想抵达另一条“福尔山脉”。我们想把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认识还原为对于汉语的认识，具体说，是对汉字的认识。 “萨丕尔——沃夫假说”认为：语言的结构能够决定操该语言者的思维方法。即一种语言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另外的使用不同语言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斯蒂芬假说”更想直接挑明，甚至在一种文字的原始形态中，世界的一切，包括它的滋味、色彩和特质，都已包含在其中了。 我们认为，世界的现有形态完全可以在一个民族其语言文字的原初形式中去寻得它的一切根据和理由，即它以后之所以会如此发展的潜在之因。如果可以把世界看作是一部作品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文字本身看作是一切作品的一种原作品，一切文本的一种原语言。在建立其上的一切作品的繁复形式中，我们都可以去发现构成这些作品的一种文字形象的基始因素。要想对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作出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明，如果不对它的语言文字本身进行一场比较深刻的形而上学和哲学现象学分析的话，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要说明一个社会，我们认为，这只需对构成它的一种更为根本的东西——语言文字本身作出充分的解释也就够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本身才构成了仅仅是属于它的那种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即构成了仅仅是属于它的这样一个世界，而不是另外一个随便什么样的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