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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尽管有人不时声称，二十一世纪将是汉语的世纪，尽管有人预言，在不久的未来，一个崭新的轴心时代将会在东方形成，汉语将会在世界跨文化的传通中发挥着无穷的威力，但是，我们还是想说明：汉语实际上处于某种危险之中。这种危险性最尖锐地表现在它的大语种规模但却仍然是少数民族的语用特点上。 关于汉语的优点和美质，世人似乎说得够多了(比如，其形象的审美、单位面积的大信息涵盖量；再比如，填词的便捷性、诗歌语用的灵活性、随意性等)。在此，我们不想重复这些夸张了的说法。由于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汉语的优点是明摆着的，而缺点却隐匿不显，所以在本文中，我们想对其优点存而不论，仅想挑指它最严重的弊端，比如它的无神论起源，它的原罪伏笔，它的球体模型特征，以及它贪恋尘欲的唯在性等。 我们认为：汉语不管是作为意识的记号、储存，还是作为思想表达的工具和手段，如果不改变它精神意旨的方向，不变换它思想语用的策略，不替换它生物位格的定势，那么，它的结局注定是悲惨的。这种悲惨指的是，仅在汉文化的生活圈子内，它才可能成为一种无可非议的所谓大语种，而就世界文化传通的大范围而言，它最多只能算作是一种标准的少数民族语言。即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仅仅具有一种方言的性质。在世界范围内，汉语仅是汉人自产自销自用的一种自足性工具。它既不旁及其它，也不关联异类。其词汇既不契合世界普适的语法规则，其语句也不构成对另类语言的全息交流。似乎它更乐意闭合在一种自恋的“感觉良好”中，只满足于在汉语言社会的内部或外部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谜，而从不指望任何合乎理性的透射、进入、交流与表达。由于汉语本身所固有的信息内容及精神旨趣的指向，这就注定了它所能涉及的存在领域极其有限。一般说来，人类的语言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领域或者层面。这三个领域是：一、日常生活的领域；二、科学专业的领域；三、哲学文化的领域。这三个领域实际上代表了三个不同的世界。胡塞尔把第一领域称为“日常的生活世界”。他认为这一领域是一个具有原初自明性的世界。这世界是最基本、最自明的，其语言与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直接相关。第二领域，科学专业的世界建立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之上，但它不是直接自明的，它的语言作为一个整体与科学实验之类的行为相关。第三领域，哲学文化的世界处于最上层，它的语言高度抽象，艰深难解，以间接的方式与人的政治行为和伦理行为相关。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语言的第一领域大抵属于一种动物学、生物学的本能范畴；第二领域属于一种社会学的理性范畴；而第三领域才指涉一种宗教神学的价值范畴。就汉语本身携带的信息和旨趣指向而言，我们发现它主要与第一个领域相关，甚至说成与之死绕活缠、水乳胶着也不为过。汉语的绝大多数语言事件都是指涉第一领域的具体内容。第二领域因为主要借用的是西方的那套基本理论和概念框架，所以说汉语与科学专业化的世界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只是说这种联系是间接的、旁敲侧击的，与第一领域相比，没有那么紧密和牢固。至于说汉语和第三领域的联系，我们认为这种联系是极其脆弱的，甚至根本就没有什么联系，因为中国人语言的智慧似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关注过第三领域的理论建树。诚然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论述道德伦理的著作，如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但它们并没有涉及第三世界的论域，也没有表达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文化主题。这些著作所表达的并非一般中国人的道德理想和文化诉求，而是一小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的道德期盼和文化幻觉。如果一部著作没有代言一般中国人的普遍心声，如果一种理论没有反映一般中国人的道德理想，我们就没有理由说这部著作和这种理论是中国的，是隶属于中国人民的。把少数中国人的文化幻想当作普遍中国人的情感诉求，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失误。这样做的后果，不仅是荒诞的，而且是悲剧性的。因为此举无形中夸大了中国人本不具有的良性品质，而同时又隐匿了中国人也许天生就具有的那种粗劣、疏懒的思想陋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