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孟京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最近编著的《先锋戏剧档案》、《新锐戏剧档案》一书的再版，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书的出版填补了90年代戏剧文学出版的空白，它将成为先锋戏剧史上的里程碑，作为一个标志给二十世纪划上了一个句号。
    本文为孟京辉访谈之三。
    张英：现在，先锋戏剧还是在一种非常尴尬的处境当中，你觉得你这本书能够全面反映九十年代的戏剧状况吗？
    孟京辉：这种艺术出现有它的弊瑞，有它的肤浅，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要更新要革命，在整个九十年代的时候，戏剧评论家几乎就没说任何话，没有漫骂也没有好的表扬，没有正当的鼓励也没有强烈的反对。他几乎就无视这个存在，这也是我在编《戏剧先锋档案》这本书的原因。
    这本书也是对以前的一个正确总结，我也想把这历史的一页尽快的翻过去。也就是说，九十年代这么多年很多事情你不能无视它的存在。那里边没有评论，我如果要弄出评论就太可笑了。那评论简直就象小儿科一样，我其实当时真想把当时的评论都弄进去。那就太小儿科了，还会把这么厚重的一本书弄得很没有份量了。
    这是历史上一个可笑的地方，那是没有办法的，说明在新的世纪里新的评论新的时间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思考这本书，并不是说戏剧好象就这些东西。
    尤其是我们这一代做戏剧的人的一种失望啊，沉迷啊，狂喜的一种进去，我从里边看到了我的很多影子。有人也说这个书有很多你的影子在里面，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个性，我就要这样，实际上我知道在有些方面有失之于偏颇的东西，但无所谓，就这样了，我现在要不做过两年又失去这个机会了。对了，这个事以后就没有意义了，没有关注。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戏剧需要有人关注，有人关注说明它跟你发生关系了，与我好这十几年谁关心你呀，你说你是做戏剧的，跟人家生活有什么关系呀，人家凭什么要关心你的戏剧呀?如果你的戏剧跟别人无关，那你就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
    为什么呢?因为戏剧多年来一直不被人所重视，通过各路人马各路创作团体的推广，实际上话剧被别人关注了，卖得越多以后我们的工作越好做，再一个很严峻的课题，卖得越多观众反过来对你有要求了，我孟京辉做戏也好，任何人作戏也好，做任何新戏剧，值得被人提到的戏剧都有一个无形标准，这就是一个观众的标准，一个读者的标准。
    人家就会用一个新眼光来看你，而且还会严格要求你了。从这一点来讲，我们自己给自己出了一个紧箍咒，让自己努力的紧张起来，我们在努力的做，在重新实践的时候要想到，多少双眼睛在看着你呢，你别瞎胡闹，你不能踏实力，就得疯狂的往前走，你就得真正的担当起这个称号来。而且这个时代让你说话了，你就得把话说好。
    张英：你觉得演出重要吗？为什么像戏剧、摇滚乐的演出那么少呢？
    孟京辉：我想一定要坚持演出，这是最重要的，哪怕你再差也一定要演出，随着历史的发展，最终留下来的不是演出而是文本，如果没有演出这个文本就没有意义了，比如我弄一个剧本集而没有演出有什么意义呢?以后无论上海还是南京，我一定会特别关注演出过的这些文本，这是肯定的。
    对，极端的平谈的，普通的单性的或者说常见性的我觉得都不大有意义了。戏剧还好一些，摇滚带上了另类色彩。戏剧以前你说实验戏剧的时候象洪水猛兽一般，现在说实验我认真看，我觉得特逗，就从词的变化就能看出人的意识变化，心态变化，现在那个凤凰卫视呀、中央电视台、有线电视台，主持人一说起话来，嘴里边直接就说出这些话来了，前卫，实验，一些词都不觉思索就溜出来了，这就说明有些东西在慢慢进入人的意识中去了。所以现在在新的世纪以后，戏剧会越来越重要。
    你说听音乐会，它必须成为场，其实戏剧也同样是这样。我现在特别希望所有做戏剧的人都能够抛开自己私有的东西，等全国红成一片了，那个时候大家再摘自己的桃。找自己的利益，现在是种树阶段，还是必须努力耕耘，离收获还远远未到，所以现在必须辛勤劳作，然后，无限的扩大自己的地域不遗余力的从年青人开始培养，一代一代做下去，让戏剧成为他生命中主要的东西，生活中有用的东西，让他感觉他的上半截和下半截都跟戏剧有关，那我就不急了。
    张英：戏剧离中国人的生活还是太远了，而对于外国人来说，看戏剧已经成为了一种生命的需要，出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戏剧还任重道远。
    孟京辉：对，他变成了必须的。这次我到意大利去看了很多戏，这次我感到他们的戏剧就跟他们的生活一样，这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他必须看，他不看戏剧干什么?看电视?已经没意义了，不一样了，他必须要有一个场所的人，他必须要有一个空间。变得没意思，而且吃的也不舒服。
    我今天早点就没得吃，我吃什么，吃几块破面包，喝几口牛奶就完了，如果再没一点文化，那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真正能发挥一点文化的东西，文化在北京没有堕落，文化是大家赖以生存的一个借口，这个借口值得你生存下去，所以在北京这个地方如果愿意做得话。
    这就是为什么我下海，我下海真的越来越不喜欢北京，古老的，民族的这种东西越来越少了，古代留下来的建筑也好习俗也好越来越少了，高楼大厦越来越多了，不是你妄想往外发展我也不知道，而且小胡同越来越少了，那种平和本质性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变得都是现象似的林立的丛林之类的东西，我越来越不喜欢了一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文化人你怎么办?我觉得再没有一个文化的东西就完蛋了。
    张英：现在，除了北京以外，在国内其它城市戏剧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孟京辉：实际上并不多，其它的城市并不多，他们在做没做出没有做得有声有色，我觉得戏剧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一种影响，你可以用摇滚影响别人，用音乐影响别人，但是我们用什么影响别人呢?我们用现场舞台来影响别人，北京和上海做得还好一点，包括有的地方几乎没有了。比如说大连、深圳。它几乎没有了，怎么办，我觉得别着急，慢慢来，这个时候它的原创性的东西在一点一点来。
    我并不觉得先锋戏剧是有地域性的，《恋爱的犀牛》在全国城市巡回演出，我们想让它印证一下，在全国各种地方的各种文化交叉点，和实验戏剧跟人本身的关系，这个做成功了，那我们以后再做别的新的创作，我们会更自信一些。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如果各地大家都在做，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戏剧有它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