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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因参加做一部唐代文论汇编性质的书，感到对《文镜秘府论》的很多问题弄不清，便想到做这个题目。不久得到赴日本访学的机会，于是着手传本调查。刚开始，曾有人以为已有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资料够翔实了，怀疑是否有必要一点一点从传本调查做起。但我总觉得任何认真的整理研究，都要从一手材料人手。用二手材料当然方便，但自己一个本子一个本子看下来，才最可靠。 当然，那是一条自找苦吃的路。我在《后记》里说到，异国他乡，白手起家，要把路子摸清探开，有时确实很难。申请书寄出多少次，千条理由万条理由地陈述，自己申请之外，还请有关权威人士推荐。一条路子走不通，于是另想办法，通过特殊关系特殊途径。在日本后期是自费，一月只有五万日元的研究助成金，三万房租，伙食只剩两万，而日本吃饭一个月一般需三至四万，我还得每月省下三千，要坐车，复印资料。常常是一辆旧自行车，一介半老书生，和年轻人骑着那风驰电掣般的摩托车并行在路边狭窄的小道上，想像那情景，也颇为有趣。京都市内不管多远，都是这样。钱必须省下来复印资料。跑传本，还跑其他资料，随着研究的深入，涉及问题和资料越来越多。跑自己的资料，还跑别人的资料，国内要点日本资料不容易。有的寺院看资料须送礼，送五千是少的。现在大家看到书前的书影，拍照和发表都是付钱的。有的实在付不起，一张长长的单子，摄影料三万，揭载料两万，特别利用料两千，还有很多附加的我看不太懂，什么基本料金，加上不知什么费用，再加上另一个不知什么费用，最后还乘以二十，加上捆包费一千，后面还有送料、消费税，等等。调查传本，收集其他资料，二赴日本，三上高野山，五人醍醐寺，还有高山寺、比叡山、仁和寺、三宝院、宝寿院、东京宫内厅、成篑堂，数不清的图书馆、资料室、博物馆。林田慎之助先生说，一千年前，空海人唐求经，历尽艰难，一千年后，你为研究空海，飘洋过海，四处奔波。 我永远忘不了帮助过我的人。日本，中国国内，包括港台，还有美国。没有这么多人的帮助，我做不了这个本子。学术是公器。这难忘的经历、难得的情谊，《后记》写了一部分，若有机会，还想更详细地写下来，作为永久的纪念。 收获是巨大的。一个极为珍贵的本子，日本一位著名教授只被允许看了五个小时，而我整整看了五天。京都醍醐寺，将珍藏的四种古抄本全部复印下来，无偿地提供给我。高山寺本，抄于平安末年，蠹蚀得甚至不忍心翻动它，再过些年月，很可能就要成碎纸片，而我看到了它，从那行间的淡淡墨迹中发现了不被人注意的重要夹注资料，找到了《文镜秘府论》的卷次是天地东西南北的证据。《文镜秘府论》有的古抄本，常常在本文之外，在栏眉栏下以至行间页边有很多夹注，还有很多补文和引线，误字订正、字句颠倒、删削等的符号和涂改痕迹。三宝院本这类夹注和修改痕迹最多，而且常常用朱笔。这很多应该是空海自笔草本的痕迹。亲眼看到这些本子，再比照现存空海真迹，很自然会清晰地浮想起空海自笔草本的面貌，那感觉真是真切生动，我去看的时候，甚至感到激动。这种感受，不仅对《文镜秘府论》本文的校勘极为有用，而且对以后分析和描述空海草本的面貌，乃至对编入《文镜秘府论》的中国诗文论著作原典的推断和考证，都很有用。这种感受，不亲自去看原始本子，是很难得到的。我甚至找到很多日本考古和古代民俗的资料，用来考证某些原典。 传本调查更清楚了。《文镜秘府论》的传本，就古抄本来说，50多年前小西甚一统计有18种，上世纪80年代月本雅幸统计有22种。而据我的调查，除去维宝《文镜秘府论笺》的3种古抄本不算，仅《文镜秘府论》就有26种古抄本。也就是说，新找到4种古抄本。值得一提的是，4种古抄本中，有一种在台湾。以前都以为《文镜秘府论》的古抄本全部藏于日本，现在看来并非如此。一百多年前，杨守敬赴日购书，飘洋过海把它带回北京，先藏于故宫大高殿。抗战期间，故宫文物南迁，于是这个古抄本就在日军炮火轰炸之下，辗转万里，最后落于台湾。我的查找，也从北京开始，从北大到国图，到图书馆协会，到故宫，然后随着故宫文物南迁的媒体线索，视线南移，也是辗转周折，费时二年，最后在台湾故宫找到它。新找到的4种本子，还有其他几种本子，小西甚一都没能利用，而这当中的一些本子，使传本系统特别是证本系统失落的一些环节衔接起来了，对研究传本系统极具意义。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一一看过原始本子、掌握了所需的传本和其他资料后，《文镜秘府论》的校勘整理和研究因此有了可靠的基础。 此前的几个整理本，从维宝《文镜秘府论笺》到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到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和兴膳宏译注本，林田慎之助、田寺则彦校勘本，各有成就和独特的价值，但都有些问题。国内王利器校注本(此前还有周维德校点本)不用说，所据底本为明治翻刻本，时代既晚，且多讹误，所用校本材料，多转据日人加地哲定整理维宝《笺》时的注中引文，都是二次转手的资料，不少是不可靠的。校勘上原文有重要遗漏，典型的是地卷《九意》缺4句20字，其他讹误也不少。至于前面所说的一些古抄本夹注中保存的空海自笔草本等资料，更是很多未能校录辑存。注释上，不少当注可注的未注，一般辞语注得多，对理解该书诗文理论直接相关的许多概念反而未注，许多原典出处未注，已有的注释有的有误或注不达意。日本的维宝《笺》本无所谓校勘，笺注多有误。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之《考文篇》校勘上有不少讹误，如天卷《七种韵》“七同音韵者”脱“此上第五字还是席此无妨也”12字，《十四例》“十四轻重错谬之例”句下醍醐寺乙本“十四避忌之例……王子亦龙飞”31字双行小字注之下脱“御草本销之”5字，东卷《二十九种对》“第一的名对”“东西是其对”句下脱“园圃是其对”5字，“第十七侧对”“与龙为对”句下脱“翊字半边有羽与首为对”10字。兴膳宏本、林田慎之助本校勘较精，但所用校本很少。兴膳宏译注本个别地方与原始抄本差异甚大，如天卷《调四声谱》之韵纽图，误把“光广珖郭戈果过”置于“傍旁徬”之前，这一地方未见版本根据，也未见有其他根据。兴膳宏译注多精辟之见，但体例所限，时人诸多新见无法汇录。林田慎之助、田寺则彦校本用三宝院本为底本，但三宝院本夹注中有的资料也未校录。这个本子，只是校，没有注。这几个本子，资料多不全。一些整理本本不以汇录资料为宗旨，即使资料最全的小西甚一本，也有好几种古抄本未能见到，特别是“证本”系统的几个本子，未能加以注意，其中资料未能汇录，即使校录过的抄本，也有遗珠之误。 那么，下一步怎么做?我及时地得到了傅璇琮先生和我的导师罗宗强先生的指点和帮助。我还在日本，傅先生就来信鼓励我做下去。回国后，傅先生找我谈，他说，一定要整理出一本高水平的书，要写成一个总结性的东西，长编性的东西，让日本人以后研究《文镜秘府论》，也要到中国来看这本书。傅先生说，要吸收日本人治学的长处，但不要陷于繁琐，要结合我们的长处，善于概括、总结，写出中国学者的特色来。傅先生说，材料搜集要齐备，写入时宜有所选择。对王利器本，既充分肯定，又如实指出其不足，一定要超过此本。做书之前，不妨先写一些文章。他建议我做一个整理稿，一个研究稿，供《文镜秘府论》的研究者用，同时做一个供一般研究者用的普及的本子。傅先生推荐我的整理本到中华书局出版，并且推荐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规划。罗宗强先生说，用若干年时间，把这一成果整理出来，让这一成果在数十年内他人要超过须下更大力气，除了要把已有之他人成果按其得失几无遗漏地吸收过来之外，还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而且后一点更为重要，故须处处小心为好。罗先生说，此项目宜用力，既要材料周全，又须简洁，眉目清楚，尽力在校注中显出自己的识力。 傅、罗二位先生事实上高屋建瓴地规划了本书的大致蓝图，提出了目标要求，本书大体就是照此做的。 第一步是校勘。校勘的难度在传本调查。作过调查，并得到多种好的本子之后，底本精，校本全这一点就能做到了。底本最理想的当然是三宝院本，此本虽已看到，并尽录其资料，但费尽心力，手头终未能得到全本。只有用宫内厅本全六卷。宫内厅本抄于日本平安末保延四年(1138)或稍前，也是目前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也是最好的本子之一。另用22种古抄本、4种版刻本作校本。现存本子费尽周折而无法利用的有3个，好在都只是江户中的本子，年代很晚，于校勘无碍。到目前为止，本书校本是最全的。 底本精，校本全，也就能比较好地纠正前几个本子的讹误，使本文更为可靠。当然，有些字的定夺取舍，有些处的断句标点也是颇费斟酌的。考虑的又一点，是《文镜秘府论》的特殊性。除了校录可资确定正确本文之异文，尽可能汇录前人对异文的考订校勘成果之外，还尽可能全面地汇录所得传本的其他异文，以及本文之外的夹注文字、修改痕迹乃至不同的书写格式。如我在《凡例》中说的，传本的这些东西，可能是草本痕迹，这些东西虽不一定直接可资校正本文，却可能有其他研究价值，如研究传本系统，研究草本面貌等。所说的本文可靠，也考虑了《文镜秘府论》的这种特殊性，既要避免讹误，又要忠实于底本和校本。底本、校本的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俗字、繁简字等，有的也不作改动，不作统一规范，如“借”和“藉”、“雕”和“彫”、“缺偶”和“阙偶”，均不作统一。因为其中有些可能可以作为原典考证的根据，有些可能反映草本、某种韵系的历史面貌。忠实于底本和校本，可能可以保存一些珍贵资料。 第二步是考释，这是又一难题。本书涉及面广，涉及诗学、文学，还涉及语言学、音韵学、密教佛学，涉及中国，还涉及日本，涉及日本悉昙学、汉诗学、歌学，《九意》作者甚至涉及日本考古学、民俗学。有很多内容远远超出自己的知识储备。要把这方方面面都翻耘一遍，找出最确切的解释，找出未解决的问题并加以解决，体现自己独立性的工作，更为艰难。 笔者深知其难，只有一点一点下些笨功夫。本书在写作时，想遵循这样一些原则。一是尽可能反映最重要的成果。自维宝《文镜秘府论笺》问世至今二百多年间，特别是近几十年，有很多重要成果，特别是国内一般读者不易见到的如日本维宝、小西甚一、中泽希男、兴膳宏等的有关著述，这些是进一步整理研究的基础，理所当然要加以总结，反映出来。二是涉及面尽可能广一些。前人考证注释成果可以依据或可备一说者，不论长篇巨制还是单篇论文，不论直接研究《秘府论》的，还是研究其他问题间接涉及的，不论已出版发表的，还是尚未发表的，凡有独得之见，均尽力搜寻网罗。一些复杂的特别是有争议的问题，尽力将各家之说搜罗完备。 更重要的是尽可能有自己的独立性工作。一些问题已有定论，固不必强为己说，但不能代替自己对每一个问题的独立思考。取用成说，必经多方比较，审慎考察，方作选择，有时这方面花的工夫，无异于另立新说。这就常能纠正前人注释上的一些错误，一些问题可能有新的材料，能找出更切合词意的典据。更重要的是提出新解释和新问题。笔者的一个办法，是把考证、理论研究和注释结合起来。对一些较大的问题，先作专门考证。如《九意》作者问题，写了4万多字的考证文章，“证本”问题，写了5万多字，《文笔式》作者问题，也写了近2万字。与此同时，尽量扩大视野和资料范围。比如，为弄清《调四声谱》中韵纽图夹注中音注材料的原典，则从空海《篆隶万象名义》、《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本切韵》、冈井慎吾《玉篇研究》、胡吉宣《玉篇校释》引《切韵》、罗常培《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等著作寻找线索，找出其中有关字的反切读音，一一对核比较。对天卷《调四声谱》“纽玉篇云女九切结也束也”11字出典年代的考说也是这样。这样做的结果，发现可提出新解释、新问题的地方还有很多。 当然，这样一个力求做全面总结性的整理本，资料之丰富完备，目前为止当无出其右者，但遗漏恐怕在所难免。如何既全面清理，又力求简洁，避免繁琐，既符合体例规范，又尽可能保持古抄本的原貌，都很费斟酌。还有一些问题一时无法解决。书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也不知道是否达到了学界所期待的要求。所有这些，都恳请学界同仁有所教正。 最后要说到本书的编校，那又是非常难忘的。责编张文强先生付出了极大的心力。我们都很投入。数不清的电话，电子邮件不下七八百个，有好一段时间，每天往返十来个邮件。书太复杂了，体例、引文、文字、符号，都很复杂，涉及的问题太多。但越是这样，文强先生越是毫不放过，每一个字甚至每一处标点都反复推敲，仔细斟酌。他的严谨细致和高度责任心，令人钦佩。我们交流商讨的范围很广，其中涉及到一些值得很好总结的古籍整理规律性规范性的问题。本书因此不断修订完善，编排质量乃至学术质量得以提高，而这是我和文强先生共同心血的结晶。我是幸运的，遇上文强先生这么一位好编辑。 2006年夏于南开园 卢盛江 原载《书品》，转自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