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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言的变化和变异 语言的变化和变异问题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头戏。西方一些语言学家似乎已经有以它取代社会语言学的倾向。语言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语言的变异是绝对的。新的语言形式不断出现，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交际环境等都会导致语言变异的产生。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现象？以非汉字词的使用为例。近年来，语言生活使用非汉字词的情况越来越多，是把它看作“文化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的结果，还是看成语言接触中互补的产物还是其他？这些语言形式是否是汉语的？语言运用中出现这些语言形式会对汉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社会对这些现象的心理认同如何？只有系统全面地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我们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进而促进汉语的发展。 （四）语言规划 如上所说，前一时期对语言规划的研究显得有些薄弱，而社会对语言规划的要求却越来越高。中国新时期的语言规划的一大贡献是语言文字工作的立法。但随之而来的是，立法的后续研究能否跟上？再者，规模浩大的“全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结果出来以后，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数据，从中发现不少问题，这些无疑会推动我国的语言规划的研究。但是我们的语言国情自此是否已经非常清楚？恐怕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除了语言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外，语言教育规划问题应该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我们正面临一个重要挑战——进行母语教育的时间越来越少；然而，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应该以大量牺牲民族语言教育为代价，尽管一些代价是必须付出的。我们应该而且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语言教育规划。还有一个与之类似的问题。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主张学好文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现白话和文言的关系？此外还有如何对待国民的语言权利，少数民族的语言立法，以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与经济发展、文化保护的关系问题等等。 社会语言学的论题非常多，拙著曾从不同的角度列出了20个方面的课题[23]，今天看来仍然是适用的。我们觉得，只要目标明确，方法正确，踏实肯干，未来中国的社会语言学一定能够为中国语言学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附注 [1] 社会语言学这个术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采用前一含义。 [2] 此书1979年曾在香港出版，但对大陆影响不大。 [3] 高一虹（1996）说是1982年，误。 [4] 高一虹《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现状及问题》，见许嘉璐等《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 [5] 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6] 周庆生《语言与人类——中华民族社会语言透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 [7] 应该说明的是，在所谓的自发阶段，也有自觉的大家。如罗常培50年代初就出版了《语言与文化》一书。关于这一点，请参郭熙（1999，页29）。 [8] 高一虹（1996）。 [9] 郭熙《世纪之交的中国语言学：危机与机遇并存》，《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4期。 [10] 陈建民、陈章太《从我国语言实际出发研究社会语言学》，见《语言·社会·文化》，语文出版社，1991年。 [11] 于根元《编写〈应用语言学概论〉的重要参考——读郭熙的〈中国社会语言学〉》，见《汉语学习》2000年第6期。 [12] 邢福义，《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13] 同5。 [14] 蔡富有《社会语言学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见《语言·社会·文化》，语文出版社，1991年。 [15] 胡明扬（1983）《关于北京话语音、词汇的五项调查》，见《中国语言学报》第一期。 [16] 沈炯（1989）《北京话合口呼零声母的语音分歧》，《中国语文200期纪念文集》，商务印书馆。 [17] 侯精一（1991）《山西理发社群行话的研究报告》，见《语言·社会·文化》，语文出版社。 [18] 陆俭明、张楚浩、钱萍（1996）《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见新加坡《南大语言文化学报》第1卷第1期。 [19] 周清海、萧国政《新加坡华语词的词形、词义和词用选择》，见陈照明主编《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新加坡华语问的现状和未来》，联邦出版社（新加坡），2000年。 [20] 郭熙，《华语与普通话》，马来西亚《光明日报》2001年4月12日—13日。 [21] 刘丹青《一本好而切题的〈中国社会语言学〉——读郭熙著〈中国社会语言学〉》，《语言文字应用》，2001年第3期。 [22] 【美国】祁桦《英语的霸主地位还能维持多久》，见《青年参考》1999年5月14日第6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