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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语言变异 语言变异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研究最初只出现在年龄、性别、阶层和职业等方面，例如胡明扬（1983）[15]、沈炯（1989）[16]、侯精一（1991）[17]等等，后来又出现了对世界不同地区华人社会语言变异现象的关注。除了上面提到的邹嘉彦和游汝杰、汤志祥、李如龙等的专门性著作外，还有一大批专题论文，例如陆俭明等（1996）[18]、周清海和萧国政（2000）[19]、郭熙（2000）[20]等等。南京大学的一些学士和硕士论文也集中选择了一些相关题目，如王会俊的《新加坡华语“域化”现象研究》（硕士论文）、顾惠诗的《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的小学语文课本比较》（学士论文）等，取得了相应的一些成果。目前我们已经就有关课题获得立项资助。但总的来说，中国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变异的研究还不够，尤其是变异的微观描写和分析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3）双语、双方言问题 双语双方言的研究在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上面提到的两年一次的双语双方言讨论会及其会后的论文集外，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研究论集》（民族出版社，1990）、上面提到的《语言·社会·文化》等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在双语方面，中国民族语言学界的贡献尤其突出。 （4）言语交际 由于对应用的重视，所以言语交际研究也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成果有：刘焕辉《言语交际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姚亚平《人际关系语言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刘焕辉、陈建民主编《言语交际与交际语言》（江西高校出版社，1993）等。这一方面的研究近年有所停滞。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正在考虑组织“言语学讨论会”，力图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 （5）语言与文化。 由于割不断的关系，作为社会语言学传统研究内容的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在过去的研究中成果可能最多，涉及面也最广，有关的评论和综述也很多。但这些多和文化语言学交叉。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相关著作外，这方面还有曲彦斌的《中国民俗语言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邓炎昌、刘润清的《语言与文化》（1989）、陈保亚的《语言文化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等等。 还有两个方面有必要特别提及。它们没有被列入1987年的会议专题，但其研究意义和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能低估。 一是语言状况研究。原来关心语言状况的只有民族语言学界。1994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科院民族所语言室集体编纂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一书，第一次系统地描写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构成和使用情况。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在全国展开。这是中国社会语言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在进行过程中遇到过一些问题和困难。目前调查已经结束，但结果还没有公布。无论它有怎样的缺陷和不足，其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二是语言规划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上有多次语言规划,但是缺乏理论上的认识和指导。第三阶段以后，语言规划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大的进展。实践方面最具代表性次成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通过和实施。缺憾是对这个法律的实施情况和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 三 毫无疑问，历史给了中国社会语言学机遇，同时也赋予它无法推托的重任。中国社会语言学应该为中国语言学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从这一点出发，今后一个时期里，以下面几个方面将继续或应该成为热点，取得新的突破。 （一）学科建设 首先是理论建设。 理论建设一个焦点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范围、对象和方法问题。经过多年的努力，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修辞学、文化语言学、民族语言学的关系好像清楚一些了，但它和其他学科尤其是应用语言学的交叉仍然非常明显。例如语言生活当就跟这两个学科都有关系。但是是否可以就有关问题作出分工，各有侧重点？例如，是否可以把语言规划的大计方针归为社会语言学，而具体操作归为应用语言学？此外，如何使用科学可行的方法研究社会语言学？诸如此类的讨论都会对中国社会语言学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其次是队伍建设。 “我们不仅需要科学规范的社会语言学，尤其急需高质量的中国社会语言学。”[21]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一支扎实的学科队伍。早期的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曾经给人一个印象，它只是从语言的角度谈“一些社会上的事”（引自一位同仁给我的信）。一些人认为是做不好本体研究的人才来做社会语言学研究。随便谈谈的做法在初创阶段或许是不得已而为之，要使中国社会语言学上新台阶，必须做好学科建设研究。应该考虑设置系统的课程，编写适用的教材，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或许应该有一本专门的社会语言学杂志。这也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社会语言学的重要任务。 （二）语言关系 语言关系的研究是迫切需要中国社会语言学关注的问题。其中又分为几个不同的方面。 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语言间的关系的研究本来就是一件重要工作。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边境贸易关系的频增，少数民族语言也面临这机遇和挑战。处理好各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保护民族语言，加快民族语言立法等都需要认真地进行研究。 其次，汉语内部方言分歧严重，直接影响到各方言区之间的语言沟通。随着普通话推广工作的深入开展，方言间的沟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同时也出现了各地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也摆在了社会语言学工作者面前。 第三，近年来全球一体化趋势不断升温，语言间的争夺战初露端倪。英语的扩张片刻没有停止，而汉语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也正在走向世界。有人已经提出“英语的霸主地位还能维持多久”的问题[22]。在中国国内，如何处理好汉语和英语及其他外语的关系，无疑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任务。例如，能够推行所谓的“汉英双语教育”吗？能够不分行业，不分需要开展全民性的英语教育吗？如何抓住社会机遇，扩大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影响？类似这些问题需要认真地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