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语言学史之不可绝对断代 “语言学史”与“语言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语言史”可以大体上断代，“语言学史”却无法绝对断代。语言史断代一般都可以做到比较客观，这一类的研究结论是有可能真实的，其中有一些甚至可能会是历史事实。 语言学史无法绝对断代，这既涉及语言学思想的断代困难的问题，又涉及语言研究源流（研究对象、研究材料）可能溯及很远的问题。比如说，民国时期的人们对《说文解字》有研究，那么，研究“民国语言学史”的人要不要重新从研究许慎的《说文解字》开始呢？民国时期的人们在研究《说文解字》的时候，他们可能参考了宋代人对《说文解字》的研究，也可能参考了清代人对《说文解字》的研究，那么，研究“民国语言学史”要一定首先研究清楚宋代语言学史、清代语言学史吗？如果一定要研究清楚，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语言学史前代可以断代，后代只能包举前代一起断代，到了当代就只能研究整个语言学通史了呢？那样理解肯定有问题。当然，我们还可以把这种情况总结为：研究对象是“零基础”还是“层累地发展”的问题，当“一种语言学”是“零基础”的时候断代自然容易，当“一种语言学”是“层累地发展”的时候断代肯定困难。只是，“零基础”和“层累地发展”相对而称，二者不一定能够截然区别。 当“断代”无法绝对划分时，“断点”“漏点”的问题可能就会突出起来。正是因为如此，对于任何一部语言学史著作来说，有所“遗漏”是正常的或者是真实的情况。所以，在绝大多数时候，评价语言学史研究不能以“遗漏”了多少人、“断点”了多少文为判断标准，而应该以代表性、完整性、清晰化、流畅程度为判断标准。可以说，断代、断点、漏点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对语言学史的评价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可谓不重要。 三、语言学史关注语言学理论的“成长史” 语言学史应该是语言学研究、语言学理论的“成长史”，而不能仅仅是“成年史”。语言学史贵在能够梳理语言学发展轨迹的流变过程，而不是堆砌几个语言学理论的断点就了事。我们在探寻语言学理论的“成长史”时，当然会格外关注语言学思想之“源”，探索单线性的“渊源”也许相对容易一些，并且，这种“探源”仅适用于该语言学思想的早期阶段。那些原本有“渊源”的语言学思想一旦被众多语言学家广泛地接受或批评，语言学家在借鉴或承袭这些语言学思想时往往会加入他们自己的思想，原有的语言学思想在流传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某些脱、衍、串、误——语言学家参与者越众、流传越久，历史的“层累层积”就越复杂，我们就越难以描绘出语言学思想的清晰的“源流”关系。 在过去，语言学史著作往往侧重于各种“定型”的语言学理论的“罗列”，列举出了为数不少的已经“成年”了的语言学理论，却缺少语言学理论的“成长史”，这就隔断了语言学思想的内在的“流”。因此，语言学史的书写应该不怕细致，不怕细节，不怕细小。但是，细小琐碎却又是语言学史的大忌，碎片化、磕磕绊绊、不明晰、不流畅那都是语言学史力戒的弊端。 四、人们期待“专业化”的语言学“通史” 中国语言学史学科需要进一步“专业化”，这是破解语言学史“难”研究的路径之一。“学术史是最难‘研究’的，因为头绪纷繁，难以把握也难以深入。但同时学术史又是最易‘写’的，因为可以不读原著，据成说而敷衍成书。语言学史亦不例外”（傅杰、许万宏《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思考》，《文汇报》2001年7月6日第12版），只有深入“原始材料”的研究者才有可能会成为真正的语言学史专家。如果语言学史不能做到“专业化”，人们要想深入“原始材料”就非常困难。 现在，林林总总的“汉语词汇学史”“汉语语法学史”“汉语音韵学史”等“语言学分支学科史”数量多、质量高，然而，“中国语言学通史”著作的数量相对较少、质量相对较低——类型众多的“部分”都已经相当成熟，中国语言学史的学科现状正是“部分大于整体”。在我们国内，“所谓‘通史’包含两种意义，一是中国固有的‘通史’，即与‘断代史’相对的‘通贯古今’的‘通史’；另一种是中国与西方接触后输入的‘通史’，即与‘专史’相对的‘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的‘通史’”（章清《“通史”与“专史”：民国史“写法”小议》，《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在这里，我们把这种与“语言学分支学科史”相对的中国语言学的“整体史”称为“中国语言学通史”。 综上所述，就语言学史的学科发展来说，“中国语言学史”的学科建设（即关于“中国语言学史”的“史学史”）非常重要，亟需加强研究。惟其如此，中国语言学史才能实现真正的“‘史’‘论’结合”，人们才有可能写出一部“专业化”的中国语言学“通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