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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薄守生，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赖慧玲，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原文标题：《关于中国语言学史学科理论的一点思考——兼及从人们对文化史研究的反思中得到的启发》 原文出处：《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中国语言学史的学科建设值得重视。关于“中国语言学史”学科的相关理论及学科发展，其实就是“中国语言学”的“史学史”，“中国语言学史”可以看作是中国史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人们通常认为“史学史”是“文化史”的一个分支学科，但是，对于“文化史”的内容范围人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语言学史”是“文化史”的组成部分，虽然以往的文化史著作中很少有关于语言学史的内容。在此，我们主要探讨中国语言学史的学科建设，其中包括“文化史研究对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启发”方面的内容，但重点不在于探索语言学史和文化史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文化史和语言学史研究的特点很不相同 通常，文化史研究可以相当泛化，甚至可以异常空灵，人们却很少去批评那样的文化史研究漫无边际、太过虚空。然而，中国语言学史的书写却从未流畅过，总是显得磕磕绊绊、不忍卒读。以往，人们把文化史和语言学（史）关联起来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一些涉及微观层面的研究，例如：从词语的语源和变迁看古代文化的遗迹，从称谓名词看婚姻制度，典章制度用语的训诂学研究。这些类型的微观研究其实还是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传统，这种研究传统中所涉及的语言学基本上属于语言学的分支学科“社会语言学”的范畴（我们不用“文化语言学”称呼，在此也不讨论“文化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异同）。因此，文化史主要是和“‘社会语言学’（史）”相关联，并非与“语言学（史）”全面关联。 从微观层面来看，文化史和语言学史二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在讨论一篇学术论文属不属于语言学论文时，我们有时并不太容易把握，“从文字考证，到词语考释，到典章制度考证，到思想文化考证，似乎都与考证有关系，但是它们从微观到宏观、由实到虚过渡的程度并不相同。文字考证、词语考释可以归属语言学，而制度、思想、文化考证就不宜归入语言学的范畴了”（薄守生、赖慧玲《百年中国语言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0页）。在谈“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包含社会语言学”时，我们常常不会刻意强调其历史的因素。那些涉及“制度、思想、文化”的语言要素（字、词、短语、句子），很多都可以认为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不管它们这些要素处于一种共时的层面还是历时的层面。因此可以认为，凡是对这些“语言要素”进行微观考证的研究，基本上都可以归入“‘社会语言学’（史）”研究的范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