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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典辞书的修订同样重要。孙玉文说:“例如《辞源》‘竈’下辖的‘竈瘃’一词,原释为‘冻疮的别名’,第三版改为‘足跟的冻疮’,释义更准确了;‘竇’下,原来只收了一个读音,但只能管住《辞源》所收的一些词义,不能反映所有的音义配合,2015年修订本增加了另外一个读音,将‘沟渠,大川’一义及相应的书证移到这个读音下,音义更匹配了。至于1979年版《辞源》在文献征引和标注方面出现的错误,2015年版《辞源》大多作了纠正。” 孙玉文认为,1915年问世的《辞源》和2000年问世的《王力古汉语字典》,在我国辞书学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但是由于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是无止境的,当这些认识成果成为已知知识时,有些已知的知识需要在辞书中反映出来;既有的任何一种辞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这是规律。随着人们对于古汉语认识成果的增多,既有的古汉语权威辞书的缺陷也显现出来。因此,尽管我们有《辞源》《王力古汉语字典》等权威辞书,但是我们还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方面需要修订这些辞书,另一方面也需要另编其他辞书,形成竞争、互补的局面,进一步提升我国古汉语辞书的质量。 编纂理论仍待加强 从汉代的《尔雅》《说文解字》算起,中国的辞书编纂已经有两千年历史,但辞书编纂的理论研究仍显滞后。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四多四少”:跟踪研究多,原创研究少;描写多,理论少;模仿多,创新少;整合或综合研究多,独创研究少。 韩敬体回忆,当年编纂《现代汉语词典》时,编纂组曾经设想过将文学、历史、经济、法律等百科条目交由中国科学院的相关研究所撰写。但试行一段时间后才发现,各领域专家撰写的条目太过专业,一般读者看不懂,也不符合这部词典的风格、体例。后来就改变策略,先由编纂团队成员撰写条目,然后请专家审订,既兼顾通俗性,又确保没有知识性错误。然而,老一辈学者在辞书编纂中得来的这些经验,如今却很难在年轻一代中得到传承。 “在很多高校,编纂辞书不算科研成果,很多中青年教师往往是熬到了教授,没有考核的压力后才回过头来编辞书。”周洪波介绍,在当下的辞书编纂队伍中,退休老教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许多退休的老教师投入到辞书编纂中来,为传承文化贡献力量,令人敬佩。但长此以往,辞书编纂的一些成功经验就得不到有效总结,一些失败的教训也难以得到充分吸取。”孙玉文说,从历史上看,任何文化昌明的时代都离不开辞书的编纂,不总结、继承这些成功经验,未来的辞书编纂还得多走一些弯路,对于我国文化的传承不利。 在孙玉文看来,真正的辞书编纂本身就是一种学术研究。“编纂一部好辞书,需要收集大量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需要利用各学科已知条件进行推理,以解决字词的字形、读音、字义问题,这无疑是在从事学术研究。”他说,“将辞书编纂和学术研究对立起来,是没有学理依据的。不仅如此,任何学科门类的发展,都得仰赖辞书的成果,科学、合理地吸收辞书成果,对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有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