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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孙妙凝）欧洲科学院院士贝罗贝（Alain PEYRAUBE）教授在语义演变和语法演变理论方面成就突出，在中国汉语史学界影响深远。12月14日至24日，贝罗贝作为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入选学者应邀到访北京大学。访问期间，贝罗贝就近期关心的学术问题举行了两场学术讲座及一次学术座谈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相关学者参与了讲座活动。 贝罗贝的第一场讲座题为“论历时句法研究中后汉和魏晋南北朝前期佛经译本的不可靠性”。东汉晚期，佛教由中亚的译者引进中国。从二世纪中叶至三世纪末,数十种、甚至可能数百种经文初次被译为汉语。这些译本为佛教文献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然而佛经译本的来源并不明确。在过去，对于这些译本的普遍认识是，汉语佛经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然而，在贝罗贝看来，当时的译文并非译自梵文。公元二世纪到三世纪，在印度，古典梵文并非主流的佛经传播载体。非但如此，当时人们使用不同的当地语言来传播佛经，即所谓的“普拉克利特语 (Prakrits)”。普拉克利特语是印欧语系印度-雅利安语支语言的土语，由古典梵语和印度-雅利安语支的其他语言演变而来，其中健驮逻国所使用的“健驮逻语 (Gandhari)”是最为人所熟知的一种由梵文演变而来的普拉克利特语，然而它并非当时唯一使用的当地语言。近年来，贝罗贝通过对佛经汉语译文以及相应印度语文本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最初的佛经译文并非译自古典梵文，而是译自当时不同的普拉克利特语，如健驮逻语或其他语言。在贝罗贝看来，我们可以利用汉语译文来识别佛经原文是出自哪一个特定的普拉克利特语，同样我们也可利用梵文译文来识别其原文出自哪种汉语。 贝罗贝的第二场讲座题为“汉语的句法与语义变化”。他希望从功能-认知角度讨论近年来句法语义变化的热点问题，更准确地对“语法化”、“词汇化”、“去语法化”、“扩展适应”等概念进行定义。在讲座中，贝罗贝提出了一种新的汉语语法变化模式。这种模式包括两种内部机制：重新分析和类推。他认为，近年来历史语法研究中的焦点“语法化”是次要的，应该把语法化连同词汇化和扩展适应看作是“重新分析”的次类，而一部分去语法化和词汇化则是“类推”的次类。贝罗贝指出，语法变化的主要动因是语义-语用演变，包括隐喻扩展、语用推理或转喻、（交互）主观化和音韵变化等其他原因。语法变化的第三种机制是外部机制，主要是借用，而目前关于借用一些共性和普遍原则的定义并不合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