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演化三尺度：涌现、变迁与习得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演化语言学产生兴趣？ 王士元：我在密歇根大学念研究生时，学界对语言的认识仍然充斥着欧洲新语法学派的观点，也很受索绪尔语言系统观的影响。那时我对达尔文的演化论很着迷，当我透过演化论看语言时，发现语言间存在诸多差异和变迁。新语法学派所说的音变是纯语音的，布隆菲尔德以音素为音变的单位。但我提出实验性想法——也许是词汇在变，一个共有同一个音素的许多词汇重组了，使得看起来音变是因为音素改变了，之后我又扩展了视野，继而想到也许不只是音在变，词素、语法也会变，语言里的任何改变都是由词汇开始。虽然这种观点还是少数，不过从这种演化角度来看语言还是有价值的。 现在有些学者对演化语言学的研究存在误解，要么认为“演化”属于生物学的范畴，而“语言学”却是人文领域的研究，要么认为“语言演化”只着重在几百万年前语言“从无到有”时，且远古时代语言兴起的背景和条件已不可考，所以对这类问题力有未逮，只能敬而远之。但我想再次强调，广义的语言演化包含了涌现、变迁、习得三个尺度，21世纪是信息科技的时代，不同语言间的频繁互动已是常态，语言接触如何导致语言变化、儿童如何在双语或多语的环境习得语言、人类如何因疾病或自然衰老而丧失语言能力，都是当今语言学应该关注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演化语言学是如何兴起的，整个发展过程基于哪些理论？ 王士元：自达尔文和孟德尔的研究发现组成“综合演化论”起，我们对生命和行为的认识就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生物（包括人类）和行为（包括语言及文字）都会发生变异，语言是生物演化与文化演化互动出来的产物，因此演化语言学不仅要研究语言已有的现象，更要研究语言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1863年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施莱赫尔（A.Schleicher）第一次讨论了演化论与语言学的关系。近半个世纪以来，陆续有霍凯特（C.F.Hockett）于1960年在《科学美国人》发表文章《语音的起源》（The origin of speech），1975年纽约科学院在纽约市召开“纽约科学院年会”，吸引了来自人类学、动物学等多个学科近1000名参会者，1996年爱丁堡大学召开了第一届“语言的演化”研讨会，这些都推动了演化语言学的发展。2009年，国内第一届演化语言学国际研讨会系列会议在广州召开，之后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都举办过研讨会。而我最初把演化论与语言学结合在一起是在1978年印度奥斯马尼亚大学50年校庆时所做的讲演中，并在2013年的《科学中国人》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了语言演化的三个尺度。几百万年前原始灵长类所发出的声音经过几个重要的相变后，约在十万年前出现了有音节的语言。在这漫长的演化史中，每一代儿童所习得的语言或多或少都会跟上一代传递下来的语言不同，这些差异累积起来就是语言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演化语言学研究的科学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士元：语言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语法、语用、音韵、文字等中心课题都只是这个复杂系统的个别方面。研究语言的不同层面需要不同的方法，也一定要跟其他学科合作。就语言演化的三个尺度来说，要研究变迁就需要结合历史、地理和文化背景知识，要研究习得就需要了解婴儿发育、心理学实验方法等知识。 变迁与习得这两个尺度的研究在19 世纪和20世纪已经累积了不少重要的成果，然而用科学态度研究语言涌现的演化尺度，起步比较晚。这就需要我们对人跟其他动物的异同有充分的了解，对人类这几百万年的独特演化史有充分的认识，才能解答语言怎样“从无到有”这个谜。幸运的是，近几十年来大脑研究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也为语言学研究带来许多新契机。以前人们只有通过解剖大脑才能知道大脑中的某个区域是否与语言直接相关，但现在我们可以用颅内脑电监测技术（EEG）、脑磁图技术（MEG)、磁共振成像技术（MRI）等技术直接观察和测量大脑的语言功能。这些新科技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语言，而语言学也必须善用新科技和新知识推动自身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