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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元，当代语言学家，1966—1994年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系教授，曾创立俄亥俄州立大学语言学系和东亚研究学系，并担任两系的首位系主任，创办学术刊物《中国语言学报》。1992年，国际中国语言学会创立时，当选为首任会长。  近年来，语言学家们走出书斋，走向田野，与人类学家、遗传学家合作研究，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平台，将语言演化问题带入多学科研究视野，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当代语言学家王士元就是这一领域的领跑者，年逾80的他始终紧跟语言学发展的最前沿，当前语言学的热点领域是什么，语言演化问题有哪些最新的研究成果？本报记者就以上问题采访了王士元。 语言深植于人类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语言学家，怎么看待您的研究对象？ 王士元：我在伯克利任教时读过费孝通先生的故事，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去了广西大瑶山研究瑶族，后来我离开伯克利的时候，心想这是做田野调查的最佳时机，所以搬到香港没多久，就和南开大学石锋教授及几个研究生一起前往大瑶山，记录了很多瑶族的语料，一方面帮助解决语言的演化问题，知道什么是纵向传递，什么是横向传递。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留意到那些正在快速消失的语言。 田野调查期间，当地人告诉我，铺一条柏油路，就会消失一种语言，因为村民一旦发现外面的发财之道，就不太愿意传承自己的文化遗产和语言，一旦失去了语言，就会失去一种文化，因为语言不是独立自主的体系，而是深植于文化，甚至是人类的文明和认知中。做学问就是要回答我们是谁，人类是什么。人之所以为人，最独一无二的就在于语言。如果只从一扇窗看语言，只会看到一部分，如果从另一扇窗看，又会看到其他部分，把不同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就能看得更全面、更清晰，更深入地了解语言是什么，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的本质。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质疑语言学研究太过理论化、边缘化。您认为语言学研究具有哪些现实价值？ 王士元：有些语言学研究确实存在太理论化、边缘化的问题。过去在美国，有些人把语言看得太玄，所做的研究离语言实际应用太远。但实际上语言学研究能作很多贡献。首先，语言学研究有利于语言教学。要想了解一个人如何习得另一种语言，只有在了解这个人的母语和想学外语的基础上，将两种语言进行对比，才能预测学习者会面临哪些问题，并适当地设计教材。其次，语言学研究能帮助人们了解先天或后天意外所造成的失语症、失读症等病症，推动医学治疗。再次，语言学研究在科技应用上大有体现。现在人们让电脑能进行听、说、读、写，我们日常使用的语音查号台、电脑和手机上的语音输入法等都是语言学在科技上的应用，这些技术应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10年来，语言学研究有哪些新的变化？ 王士元：过去的语言学家没有充分留意到不同语言间的极大差异，近年来由于语言类型学越来越受重视，人们逐渐意识到语言间的差异，以及深入了解其成因和意义的重要性。以前研究语言的人喜欢画树图，忽略了接触的重要，而现在的语言学家则发现研究语言变迁时，必须兼顾纵向和横向传递，因为每种语言都是这两种传递的产物。另外，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探讨这两种传递在大脑里的体现，这些主题都是值得研究的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