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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篇文章再次将“汉语”与“外语”的关系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文章认为,汉语中频繁使用外语词的现象,破坏了汉语的“纯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国文化丰富的内涵。 文章随即引来了众多质疑。质疑者普遍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与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大国,出现“外来词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一些专家对这一现象的过度解读是“杞人忧天”;这种担忧既暴露了一些人对汉语文化的不自信,也展现了一些人对新事物无所适从的恐惧。甚至有人称,这种排外心态维护汉语“纯洁性”的实质是一种“语言民族主义”。 文章中,几位专家就这种外来词“零翻译”的现象给出了多种解释,从英语缩写使用者图省事的“懒惰”,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再到优秀翻译者的缺乏。而细读该文后,记者发现该文的核心观点其实并不是“抵制外来语”,而是呼吁外来语的合理“母语化”,如当年“EMAIL"演化为今日的“电邮”,其实质是如何处理好“外语”与“汉语”间的关系,即二者是“共生关系”还是“对立关系”? 这种误读并非首次。去年,教育部取消了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中的英语科目,随即民间传出声音:这是国家对“外语冲击母语”的回应,是让“外语”向“汉语”让位的举措。 在国家间交往日益密切、文化日趋多元的今天,我们是否应超越这种“母语”“外语”对立的思维? 不妨先看看发达国家是如何看待公民的外语能力的。以美国为例,“9·11事件”之后,美国将“外语能力”提升为与教育、科技同等重要的三大立国之策。据统计,美国目前拥有380个外语语种,能为公民开设200个语种的语言课程,外语能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记者曾在美国密苏里州一所公立小学教授一年汉语。期间观察发现,美国的孩子从“幼儿园”时期就要开始学习至少一门外语;而在记者所任教的学校,语言类课程更是高达三门。除母语英文之外,学生还必须修西班牙语和汉语课程。 在一次会上,该校校长对全校学生说:“现在人才的竞争是全球性的,你们的竞争者不光来自密苏里州,不光来自美国;他们可能来自中国,来自日本,来自印度,掌握外语的数量和水平,也就决定了你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比起美国,欧盟更是注重公民多语种能力的培养。早在2002年,欧盟成员国就呼吁“要让孩子从幼年起就学习至少两门外语”;在2005年,欧盟委员会宣布了一个目标,“提高公民的多语言能力,直到每位公民都在母语之外再掌握至少两门语言的实用技能”。 在中欧语言合作研讨会上,记者与多位欧洲青年交谈,发现他们所掌握的语言均在三门以上。欧盟委员会教育、文化、语言多样性及青年事务委员瓦西利乌女士表示,欧盟国家仍需加强外语教学,公民掌握多门外语有助于拓宽个人未来前景,增加就业可能性及发展机遇。 反观我国,目前全国范围内所能开设的外语约为60种,而英语之外的外语人才数量更是有限。 去年,高考英语改革在不断争议中出台。支持者认为,不能让英语学习挤占了母语学习的空间;反对方则认为,在目前我国外语能力还较弱的情况下,此项改革是一种“退步”。 针对汉语和外语不断被“对立”起来看待的现象,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李宇明认为,汉语和外语应少一点对立,多一点和谐;母语需要学好,外语也同样需要学好。不能认为学生汉语水平下降了,就将攻击矛头对准外语,这不是正确的态度。 “母语学得不好,绝不是因为英语学得太多。”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谢小庆说,“我们的母语教学和英语教学方式都存在较大问题,母语学得好的人通常外语也会好,外语差的人往往母语也没学好。母语学习和外语学习的关系是正相关而不是负相关。” 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战略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外语学习与母语能力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人占36.22%,“相互促进”的占31%,“有负面影响”和“严重影响母语发展”的共占10.4%。 “对于汉语吸收外来语这种现象,学界一直争议不断。”广西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黄南津教授说,“有学者将之视为语言、文化融合的结果,而有的学者认为字母词大规模引入汉语书写系统,或将对汉语造成破坏。” 黄南津认为,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说,母语是基础需要得到规范,这也是每个国家都在做的事情;而作为一个文化大国,也应有接受外来文化、包括外来语言的气度和包容,“但是两方面如何平衡需要慎重处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