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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如何呈现左翼情怀：耶稣式人道主义 除却大陆上世纪30年代文学以及与白色恐怖刑余者相遇的左翼思想来源，基督教的家庭背景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陈映真。陈映真心中的耶稣，并非“上帝之子”，而是与穷人、罪人、受轻贱者同在的异议分子。陈映真从耶稣身上感受到“爱”的力量，这是他左翼情怀的底子，也是他的作品始终充满温暖的感性力量的潜在缘由。 陈映真的左翼情怀不是教条坚硬的“阶级斗争”，而是流淌着“爱”的人道主义内涵。充满耳语的恐怖社会中，高东茂依然谆谆教导学生：人与人要彼此友爱，不要彼此区隔。他认为分班是教育上的阶级歧视，自动请缨带“放牛班”。“高老师并且不顾校长的反对，带着全班学生到莺镇附近的卫星村庄如二甲和大埤，去帮穷苦学生的农家种地、整顿公共卫生；带着学生到田里学习种菜、施肥、除虫的技能。”除了左翼的平等互助理念，高东茂始终站在穷人立场，乐于帮助穷苦人的精神，不免令人想到关心被侮辱被损害者的耶稣。 《山路》通过倒叙、插叙不断回放蔡千惠沿着台车道来到李家、回放李国坤与黄贞柏关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辩论。表面上蔡千惠是以自我吃苦救赎哥哥对革命的出卖，事实上，是革命者“为了勤劳者的幸福勇于打碎自己”的精神信念感召了少女蔡千惠。陈映真自谓在狱中听到许多比蔡千惠更感人的故事，但对“故事”的记忆与选择，无疑取决于作者的内在视野与情感关怀。《山路》《赵南栋》中革命者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随时准备赴死的左翼情怀，与耶稣被盯十字架、主动担起世间苦难的救赎精神更是一脉相承。 文学如何疗伤：分断时代的民族认同 民族分裂的隐痛是陈映真最为关切的问题。陈映真自述“在台湾与大陆已经分断的情况下，透过鲁迅和别的30年代的作家理解了中国，理解了中国的革命，理解了中国的道路”。面对历史创伤的遗留问题，他认为关键是“找出一条民族和平与团结的途径”。牢狱生涯使他遇见在缧绁中度过20年上下的政治犯。《铃珰花》《山路》《赵南栋》呈现的就是“冷战-内战“结构下心怀理想信念不惜赴死的一代人。 中国素来不缺为民请命、为国赴死之士。《赵南栋》中随时都可能被点呼赴死的政治犯，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国家民族与国际形势。民族分断时代，认同问题充满危险性，如何拯救认同危机呢？陈映真认为应该认同“创造历史的中国人民”。国共内战中，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赵南栋》中叶春美的恋人对她说：“本以为在‘二二八事变’中不见了的祖国啊，又被我们找到了。”重新被找到的“祖国”正是他们不惜锦绣青春追寻的“红色中国”。台湾光复时，各界群众热烈欢迎前来接收的祖国军队。国民党忙于内战，加上接收人员的贪污腐化，使得群众弥生失望情绪，随后“二二八事变”爆发，台湾社会普遍对国民党失望。寻找出路的进步青年，不少都思想左倾，认同“红色中国”。 《赵南栋》中光复后赴台的宋蓉萱意识到中国历史教材严重缺乏，应该从台湾史着手进行中国历史的再编写、再教育，这是光复初期两岸知识分子携手进行“文化重建”的文学再现。1945年至1949年，台湾的“去殖民经验”往往停留在“去日本化”层面，如何清理台湾殖民历史，如何使民众完成从“现代战败国”国民到“落后战胜国”国民的心理过渡，在精神、心灵层面的“去殖民”没有充分展开。随着“内战-冷战”序幕的拉开，台日都被编入美国的支配体制，“去殖民”被“反共肃清”所取代，在两岸分断、民族离散的背景下导向台湾部分人的认同危机。 《铃珰花》里高东茂被征兵到大陆后反而帮忙抵抗日本侵略，无疑是日据时代台湾青年赴大陆抗日的文学化处理。《山路》中李国坤等革命青年对“红色中国”的追寻不无吕赫若等人的影子。《赵南栋》中宋蓉萱、赵庆云从“九一八”开始，为了民族解放、国家统一而英勇斗争。可是，有着这样辉煌过往的革命志士要么被刑杀，要么熬过漫漫牢狱生涯后缄默不语。沉默背后是摆脱牢狱生涯的赵庆云们自知与台湾社会的格格不入。50年代青年志士追寻新中国的青春理想被消费主义风潮所湮没、被分离主义氛围所压抑。他们为了民族国家抗争入狱、奋斗牺牲，在80年代后的台湾社会语境中，不仅知音寥落无从说起，还面临着误解、甚至歧视。 陈映真富有历史眼光与国际视野，始终把台湾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造成国家分断、民族离散。陈映真通过民族分断时代政治肃清历史的再叙述，呈现为了新中国、为了大众幸福奉献青春热血的整整一代人，不言自明地批判了分离主义势力扭曲的国族认同建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