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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如何思想当代：现实感与话语重构 作为思想型作家，陈映真写论文、打笔仗、写小说、办《人间》杂志，都只是自己思想的表达。《铃珰花》《山路》《赵南栋》的创作也都是因为作者有“话”要说，三篇小说对白色恐怖历史的再叙述，有着清晰的话语重构意识，深刻回应80年代大陆的改革开放、文革反思等社会历史，更回应物质日益富足、精神日益贫困的台湾社会。 《铃珰花》《山路》和《赵南栋》是以小说介入历史与现实，以文学方式关注社会史与思想史的问题。《铃珰花》通过儿童回溯式视角揭示左翼社会主义话语和红色祖国认同，这显然针对80年代渐渐猖獗的分离主义势力“去中国化”的企图。陈映真以文学形式呈现50年代台湾青年为了国家统一民族解放不惜奉献青春与热血的历史细节，呈现了内在于中国革命进程的台湾的理想追求与民族认同，以生动感性的方式驳斥了分离主义势力对历史的扭曲。这既不同于国民党“大江大海”的所谓失败者的历史叙述，也不同于台独派积极建构的所谓“台湾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 在白色恐怖高压下，政治犯是禁忌、恐惧的。《山路》中国坤死于刑场，促使家庭“不问政治”、“读书上进”，度过戒严时期的峥嵘岁月。有意无意遗忘历史，遗忘充满理想的整整一个世代，专注生存改善，是大众无力抵抗消费社会，沦为欲望奴隶从而精神贫困的深层原因。陈映真借蔡千惠对只知感官享乐的人的“家畜化”提出严厉批判。蔡千惠在报纸上看到往日恋人黄贞柏出狱的消息，想到李家的初衷，不断自我责问，怀疑如今安逸的生活是否妥当？因为社会、个人对满怀青春热血勇于牺牲自我的整整一个世代的遗忘而不安、愧疚，顿觉当下社会生活的无意义，丧失了生的信念，生命迅速萎缩。 在《赵南栋》结尾：赵南栋终于赶到医院，但父亲已移送太平间而他毒瘾发作。除却跨国企业对人的宰制，赵尔平、赵南栋的生存状态无疑提醒我们反省：大众消费社会，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快四十年了。整整一个世代的我们，为之生、为之死的中国，还是这么令人深深地担忧……”陈映真同样借人物之口说出自己的心声。毋庸置疑，彼时陈映真更为担忧的是弥漫于台湾社会的分离主义思潮。《赵南栋》四个小节都从“病的记录”切入，充满隐喻色彩，在分离主义氛围渐浓的社会中，知音寥落的50年代的革命记忆如何再焕发生机？ 作为一个入世的作家，陈映真的创作总是积极回应历史与现实问题。他的白色恐怖书写不仅仅是为了重新召唤社会对50年代肃清历史的再记忆，更是以革命志士的家国理想批判消费主义影响下的犬儒世代，同时回应大陆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与岛内分离主义势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