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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魂曲》的叙事性展现了更值得探讨的面貌。表面上，改编自契诃夫小说的三个故事穿插交替，构成环形结构。老人四次乘马车，分别是带妻子看病、回家等死，自己看病、回家等死。两遇妓女，两遇嫖客。四次行程中车夫都想诉说他的“苦恼”——儿子死了。而环形的中心是第三个故事，年轻女人半岁的孩子被与她吵架的另一女子拿开水烫死。老人走出埋葬妻子的墓地后两度遇到这个年轻女人。这里出现了剧作家最具创造力的段落。女子问老人是否是圣人，老人先是否认，继而改口“要是你急需一个圣人，那我就是圣人”，并且他真的以一种超越性思维启发女人：“你从没有站在哪个十字路口吗？”年轻女人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行动者，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即沉默。这个充满辩证性的段落，让我们看到列文在叙事性剧作中放置了一个具有传统戏剧性本质的内核。 如果说布莱希特开创的叙事性戏剧，其目的是指向史诗，是要用一个完整的史诗时间，看出历史情境中的人性，从而寻求社会方案，那么列文运用叙事性形式的出发点完全不同。剧集中四个剧本，都仿佛发生在抽象的时空，没有任何社会历史的具体情境。然而叙事性戏剧，其场景布局如果不构成对比性的论题，将面临失去在舞台上成立的某些重要审美资源。列文的戏剧谙于在看似疏离的轻描淡写中安置对比。这几个剧本中看到最多的景象，一个就是生活何其低俗。不但看到契诃夫写过的庸常生活中的人，我们甚至看到列文故意压低的主人公，棺材店主、光棍、乞丐、妓女…… 另一种景象则是，死亡何其多。不但《旅人》中有那么多人意外死去，那么多葬礼；不但《安魂曲》中的三个故事就是围绕三种死；《俄亥俄小姐》写一个老人的性幻想，也要写到他在幻想中死去。列文让死亡，就站在庸常生活的边上，站在活着的、剩下的人边上，庸常生活竟也就留下了几帧令人揪心的画面。因而列文不是竟然在庸常中发现了诗意，而是在生与死的对照中发现了人的诗意。 这些庸常却揪心的画面反复出现的，其一，是人的患得患失，人对那些具体而渺小的事物占有的欲望。比如《安魂曲》中老人算账，他的妻子在喘息，预感到死亡，而他在算一个月收入的损失；比如《俄亥俄小姐》中，乞丐为了寻欢作乐的讨价还价；比如《雅各比和雷弹头》中莎哈诗在算计着给雅各比多少好脸和热情，足够攥住男人，而当雅各比真的失去兴趣，莎哈诗才发现付出全部也没有用。钱、人对付出和所得的价值衡量，只是欲望所投射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性冲动，如《旅人》中，想去瑞士的艾勒哈南，因控制不住性欲，每每将旅费奉给妓女。钱和性宣泄，都是一种短暂易逝的所得，而并非真正的占有。然而人们对此的兴趣和付出的努力，就如同可以永恒占有。人就这样度过了被占有的思虑所控制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等于失去生命。对于生命，更重要的是什么？列文很少直接发问，但他常常让他的人物，在永远失去的关口，才意识到自己本来有机会拥有的，从未曾拥有，现在连机会都不会再来了。 其二，是人的幻想。人在难以改变的庸常生活中，或为现实涂抹幻觉，或想象自己不具有的行动力。比如雅各比将大屁股的莎哈诗当做美女艺术家，幻想一种婚姻生活；比如上面提到的艾勒哈南的瑞士。这是易卜生、契诃夫和奥尼尔都带着批判性色彩揭示过的。但列文的态度似乎更加温存，他很想对幻想做一些肯定。《俄亥俄小姐》中，列文描写最贫贱的人，乞讨者的性欲，但因其性能力已不存在，欲望就被幻想所否定和超越，老乞丐霍伊比特对性的渴求成为一种象征——庸常中人对超出庸常的生命安慰的企盼。而在《安魂曲》中，老人背离诚实而满足失去孩子的年轻女人的“圣人”幻想，这种在他人幻想中的扮演，竟使一个曾沉浸于经济的患得患失的人，真的获得了圣人的语言。一种神圣感，在庸常之中，通过某种情境被转化出来，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个瞬间称之为“奇迹”。关于“奇迹”，我曾在另一部以色列戏剧《耶路撒冷之鸽》的剧评中谈到过。这是我在别国的戏剧中很少见到，而在以色列戏剧中却体验过数次。我想，这正是生活被提纯为生与死的对照，才可能偶遇的彩虹。 (本版《安魂曲》剧照选自商务印书馆同名新书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