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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鹰(导演)： 他做过一件有情义的事情，就是在是之先生晚年，不时到他的病床边聊天 讲到童老师，会讲到外国文学、俄罗斯文学，讲到契诃夫、俄罗斯戏剧，但对中国导演的影响，在座的朋友如果不是导演界的，可能不一定知道。 童老师的书，除了李六乙介绍的两本，还有一本重要的书叫《他山集》，对那个年代，对中国戏剧，创作、导演，影响也是很深远的。书里都是他对俄罗斯戏剧深入的研究，包括剧作人，如对契诃夫、梅耶荷德等的研究，诸如此类……这本书对于我影响很深，我写博士论文时，还专门去他家请教。论文中很多例子、说法都是从《他山集》里来的。 童老师对戏剧创作很关心。但是以创作者朋友的姿态去关心。哪怕创作者是非常晚的晚辈。我很年轻的时候，童老师就给过我非常重要的支持。比如说，当年我排《雷雨》，童老师来开研讨会，说这出《雷雨》的成功，已经超出了戏本身。它的成功标志着我们的导演艺术又一个成熟期的来临。那就是把对于经典剧作内涵的艺术的再解释，视为导演创作的基本立足点。现在来看，大家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在当时是很难的事。 我还有幸（大胆、斗胆地说）和他合作过《普拉东诺夫》（这是契诃夫十八九岁写的）。我曾经在德国看过这出戏，有很深印象。对剧本我是做了很多“手脚”的，因为剧本很长，15万字。很长。要知道，一个2万字的剧本，差不多要演两小时。 在国外看到这出戏时很惊讶，我们上学时怎么不知道契诃夫有这个剧本？但我发现在西方，演得最多的，是这个剧本。这也是童老师介绍过来的。后来我在排这出戏的过程中，童老师完全把我当做平辈人看待，给我充分信任。 我想说，童老师从一个学者、批评家然后转行、跨界，成为编剧中的一员，这个不是偶然的。我们见过一些戏剧批评家、研究者，因为对批评对象不满意，然后转到创作。并不是每一个都能成功。我觉得，童老师能够成功地成为著名的新剧作家，和他研究戏剧的方式有关系。 我经常有戏开研讨会，请童老师参加。他讲的时候，你以为他说的和这出戏无关，你以为他讲的不是这个戏的要点。但他讲的是所有他对戏剧的认识，对戏剧的感悟，在一个更宽广的戏剧视野在谈那些他对戏剧感触到的点。很感性，而且会讲故事，然后非常准确地切回到这出戏，讲出他认为这出戏里最有价值的地方。包括导演、表演以及更深度的内容。 所以在我眼里，他首先是这样一个人：是学者，谦和温婉的学者，又不是学究性学者，而是充满了对戏剧的热爱与感悟。所以他对戏剧的批评，是既有理性、有学养背景，同时又有生命感悟力的批评。从这点，他很自然就能把对戏剧的所有积累、修养、高屋建瓴的认识，包括戏剧与人生理想给调动起来，并转化为他自己的戏剧创作。 童老师还做过一件重情义的事情，就是在于是之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隔一段时间，他就和王育生老师相约去是之老师那里。是之老师那时阿尔兹海默症，完全对外界无感。但是他们深信，他作为一个老朋友，是能听到他们说话的。作为一个一辈子投身戏剧的戏剧家，他对戏剧是有感受的。所以，他们就坐在他的床前，说一些与戏剧有关的事情。就像三个人在一起说话一样，一直到于是之先生走。这种人格的高洁、对情义的看重，再加上童老师常说的知识分子的不好意思，在他本人身上都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童老师的创作，不是不甘寂寞，而是从他人格、学养中流淌出来的。如果说人文戏剧能涵盖更宽的涵义，我觉得童老师的戏剧是这其中的一部分。 从童先生那里，经常能感受到契诃夫戏里经常有的那种，对另外一种生活的渴望。这个也深深灌注到童老师生命当中去。当年遇到契诃夫，就让他找到了另一种生活。到中国改革开放时，又让童老师找到另外一种生活艺术生命的表达。到六七十岁，童老师又给自己开了一种生活。这些都互相辉映。我想他还会有更精彩的另外的生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