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岁时，觉得长大了 李文玲演《四世同堂》时体重不到120斤，老舍夫人嫌她不胖，她说：“您放心吧，我从人物上努力。”造型上，给菊子的旗袍是特制的，肩膀做得窄，为了把胳膊上的肉勒出来，再抹上油，油亮亮的就显胖。第一场戏，拍的是菊子和老二从小羊圈胡同走出来，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说过的台词她依旧能背出来。“演戏对我不是问题，第一场戏就得到肯定了，后来老舍夫人也认可菊子。她对我很好，知道我干副导演受了不少气，还给我写了个条幅：退一步海阔天空。”李文玲拍完《四世同堂》后二十多年没再演过电视剧，就因为当了个“副导演”。 如今电视剧组分工细致，副导演们实权在握，比如有专门负责选演员的，有专门负责服化道安排的，还有专门负责出通告统筹剧务的。《四世同堂》那会儿，导演已经忙到脚不沾地，副导演更是杂事一把抓。李文玲回忆说：“我当时干的活儿包括找演员、调车、通知演员第二天拍什么，就是现在统筹干的事情，化、服、道几个部门都归我管。林汝为导演在剧组对我特别好，和美工李俊明亲自登门邀我当副导演，原来的副导演也把我约到摄影棚顶层对我说，文玲你就答应吧，就这样，我又当上了副导演。剧组工作量特别大，那个时代又正是港台文化全面进入，街面上都是邓丽君、喇叭裤，林导对这部戏出来的反响心里也没底，其实她压力很大。”副导演看似是个小领导，实际上除了工作琐碎，最困难的是要协调剧组各种人际矛盾、利益纷争，四处传话，常常为缓和关系抹稀泥却无意中又得罪了其他人。人常说四十不惑，可李文玲形容自己的心理感受是：“我觉得自己长大了，经历过剧组那么多复杂的事情。虽然当时我也不小了，但之前从学校到学校再到单位，我的经历真的很简单。我爸爸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我从清华附中考到电影学院，文化大革命后自己考到铁路文工团，没去过别的地方。” 一部《四世同堂》后，李文玲有了全国知名度，却任谁邀请也不敢再迈进剧组，从此转行到幕后配音，直到退休年纪才重返荧屏，而把她牵回来的还是“老舍”，这又是后话了。 吃苦打下生活底子 李文玲全家没有任何亲戚在文艺圈工作，而她是背着父亲，误打误撞进了电影学院，或许这就是命里有时终须有。“上初中时我练过体操，小时候活泼，清华附中背身是北京体育学院，现在的体育大学。秋冬招体操班，我一去就考上了，白天上课，下午练习完住在体育学院。后来北京二队要我，我爸爸急了，把我给抢回来了。有一次，我的体操教练跟我说，电影学院招生呢，你小样挺可爱，皮肤也好，去考考试试吧。” 李文玲考电影学院是瞒着父母偷偷去的，考试那天还戴着红领巾，也唯有那一年，北京电影学院招收了一批初中毕业生，她没有文艺特长，面试时就把体操功底拿了出来，又翻跟斗又倒立，当时主考的章珉院长特别喜欢她，一试就录取了。 1966年李文玲大学毕业，接着是十年“文革”。在校期间她和同学们参加过两季四清，毕业后，下部队到河北农村。“我种了四年水稻，什么苦都吃过。”李文玲说。“文革”结束后，她考进铁路文工团。 李文玲笑言，按现在的说法，当年的同学们也都是出类拔萃的小花，却不可能与今日相比。如今，她在剧组接触一些偶像明星，有时会难免替他们惋惜。“我今天看见电视里一个小男孩做广告，拿着一个口红，也不能全怪他们，现在就是这么一种风气。” 回想起自己二十多岁时，还在河北张家口种水稻，“四年过后，水稻田里基本上没有青蛙，都让我们吃光了，就剩下蟾蜍。”李文玲回忆着：“五月初张家口的水稻田里有一层薄冰了，肉腿伸进去，就感觉想往上跳，再过一会儿没感觉了，从小腿红到大腿，鼻涕控制不住地往下流，手也没知觉。夏天挠秧，拔杂草，最害怕蚂蟥，人人都挨过蜇，太阳暴晒都不算什么了。秋收就是割水稻，一个字，扎。但秋天还算是最轻松的，我一边搬运稻捆一边给大家讲《基督山恩仇记》，那是我在电影学院听倪震老师口述的，听一遍我就学会了。” 那段日子虽苦，但从此打下的生活底子，以后拍戏都用上了，“搓麻绳、给老玉米脱粒、挑水，现在戏里有这些情节的时候年轻演员不会干，那可都是我们当年最简单的活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