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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者评论与对文本的“公共阐释”⑦ 评者是一种特殊的读者。发现文本中的作者意图，判明读者意图的合理性，进而昭示评者的意图，从而释出文学文本意义在不在、怎样在、为何在，使一个具体的文学作品成为包括曾在、现在和将在全部生活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文化显现，实现文学文本对现实生活的超越和审美对日常人生的解放，这些都是评者阅读文本、阐释文本的根本目的所在。阅读的引领性、阐释的公共性是对评者的内在规定性，这又使评者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者。 马克思曾评论过许多文学文本，作为评者，他坚持：“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⑧所以“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⑨。马克思在评论文学现象时总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结构关系作为阐释文学现象的基本视阈，将昭示与阐明文学现象背后的社会力量视为文学评论的宗旨。马克思相信社会存在决定着作为社会意识的文学文本。而社会存在则被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运动决定、控制。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运动有其客观规律并在历史文化发展的进程中体现为人民群众实践的客观力量，因而文学文本具有实践性、历史性、规律性，是社会活动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文学文本在哲学的高度上便是一种人类实践的社会文本、自然人化的文化文本、人的本质对象化的历史文本。正因此，马克思在具体的文学评论中总是立足文学文本的实践性，十分敏感于文学文本中的各种社会关系的现实性以及这些现实性对文学文本中的环境、人物、性格的作用与影响。在马克思的文学评论中，人不是西方启蒙思想中观念的人，而是感性现实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⑩。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现实的人是被物化奴役的个体人，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人，这正是马克思高度评价19世纪英法现实主义小说成就的根本原因。同时马克思还基于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运动有其客观规律并在历史文化发展的进程中体现为人民群众实践的客观力量的原理，确信文学文本的存在与变化发展根源于社会实践的规律性和社会发展的具体性、多样性、现实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学评论在马克思主义批评观念、批评方法和批评标准的指导下，注重文学文本的社会背景、历史情境和文化语境的理性考察，极为关心文学文本与所处历史文化之间的因果联系，将揭示文学文本与所处社会历史之间内在关联的普遍规律视为文学评论的最高追求，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评论成果，中国文学批评事业呈现出繁荣景象。但与此同时，一些批评与理论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逻辑主义批评观的影响，在文学评论中有意无意地陷入“强制阐释”的泥淖。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执着于思维中理性的作用，认为只有在理性的正反合中才能揭示观念的本质，主观的精神文本转换为思想观念的运动时才能被理性把握。在黑格尔的理论中理性既是世界存在的本质又是文学文本的本源。理性在其运动的过程中设定了理性自身、实现了理性自身并确证了理性自身。理性的这种运动过程在历史中显现为从自然到社会再到精神的发展历程。也可以说，自然、社会、精神的发展就是理性自身的运动，自然、社会、精神也必然以理性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的要求为基本规律。从社会历史存在到文学文本内容，凡出现的一切客观事物、主观意识在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的运动中摒弃了自身不合理性的部分，同时又将合理性的部分保留在更高级的下一阶段，所以包括文学文本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有存在的必然性，这是其一；其二，黑格尔重视各种存在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将事物相互联系既当成事物的本质规定性又视为认识理解事物本质的基本依据。在黑格尔的认识论中，对事物的本质认识就意味着在思维中找到事物自身的内在关系，发现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使抽象的逻辑再生为具体的现实。马克思说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1)。不过，黑格尔用逻辑主宰现实，用理性强暴文本的错误也十分明显，正像马克思批判的那样：“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12)曾几何时，我国评论界不少人将黑格尔辩证法工具理性化，认为每个文学文本中的意义都潜藏着支配一切文本意义的普遍规律，而且这种普遍规律贯穿在历史全过程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评论界用阶级分析观念与方法评论古今中外的文学文本，认为文学是特定阶级的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形象再现或表现，在本质上，阶级社会以来全部文学文本都是阶级意识文本，都不同程度真实地体现了文本所处时代的阶级斗争状况，所以阶级与阶级斗争是所有文学文本的规律，也是文学发展的动力。阶级性、民族性、人民性、真实性、时代性也因之成为文学评论的基本观念和普遍标准，在古代文学评论中就出现了“扬杜抑李”的现象。而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我国评论界又盛行以审美意义取代意识形态的批评观念，认为无功利、无目的的审美才是文学艺术的本质规定性，文学的规律就是美的规律，出现了“贬鲁迅，赞周作人”等一系列怪现象，虚无主义大行其道。当社会规律在文学文本中失去具体性并成为无条件的绝对规则时，社会规律就不能得到普遍的文学经验和知识的认同，社会规律也就丧失了对文学文本的文化合理性、社会合法性、客观真理性，这种社会规律也就取消了自己的规律性。其实人类世界中没有支配一切文学文本的规律，文学普遍规定性和意义有效性永远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文学评论中黑格尔式的逻辑主义强势话语遮蔽了文学文本的丰富意义。在这种黑格尔式的逻辑主义强势话语中，文本评论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剥离手术。评者把文学文本的作者意图、读者意图的丰富性都剥离之后，剩下的只是评者的立场观念，文学文本意义也就消失了，文学评论就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传达和表态。针对此种文学评论现象，苏俄文论家巴赫金指出，当一种文化自我封闭起来并不理睬其他文化时，它会认为自己是绝对的、唯一的、统一的，因此它对自己也是盲目无知的。(13)可见，评者对文学文本意义阐释时要特别警惕鲁迅先生称的“瞒”和“骗”的文化独断论，要防止张江教授所说的“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14)，沦为现实观念的逻辑剪刀和理论糨糊粘贴起来的强制阐释。 综上所述，文学文本的意义是作者创作、读者阅读、评者评论三者共同建构的。文学作品在三者共建中转换为文学文本，而文学文本在阐释的场域里成为当下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曾经作为历史的作品在当下的阐释中成为现在的文本。由此，民族文学的传承、外国文学的借鉴不仅是发现、描述、说明，而且是当下文化的增值，现代意义的深化，文学活动将真正引导着人们自主地从现在走向未来，永无终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