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小说《泥日》出版时，我曾在书的扉页上为自己写过这样一个“作者小传”：“陆天明。大胡子。1943年10月生于昆明。长于上海。10岁丧父。14岁离开家，当过农民，山村小学教师。16岁患肺结核。吐血。没死。后来又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过农工班班长。武装参谋。老兵连代理指导员。一个绝非偶然的机会，他获准在北疆滴水成冰的季节，把自己关在无法生火的破库房里，编造作家梦。他很笨拙。常常觉得自己可能来不及写完所要写的那些东西。这是他所有那些很古怪的预感里惟一还没得到证实的预感。”后来，自然地又活了几十年。一直到今天。我写过知青题材、反腐题材、革命历史题材；也一直坚持着跟踪当代巨大而剧烈的现实生活变迁。先后出过9部长篇小说。既搞“纯文学”实验文体的探索，也涉足最大众最通俗的影视话剧创作，甚至写了数十部集颇有社会影响的电视剧。但一直没能摆脱那个“来不及写完所要写的那些东西”的梦魇的纠缠。
    我逼问自己，你到底还想干什么？
    我明白，我想为自己这一代人立传。或者说为这一代人中的某一群人立传。无论怎样，我的时间都不可能太多了。我要把对这个世界要说的话赶紧说出来。说出只有我们这代人才知道的事实。我要告诉人们，中国曾经产生过这样一批“理想主义者”。他们以追求无私和崇高、深入民间、与最底层的民众一起去改变祖国面貌为己任。他们为此付出过今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他们的这种“狂热冲动”“不光是一种盲从，也是那一代青年的生活本质”（托马斯·沃尔夫语）。常识告诉我们，每一代人都不能逾越时代给予的特点和桎梏。所以，正像我在小说中说的那样：“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往往都在扮演着半是同谋者半是受害者的角色”。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追求崇高是人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于是我们举起了“青春无悔”的大旗。而这些人的故事是不应该被掩埋在历史的灰烬中的。
    要为一代人立传，又岂是轻而易举做得下来的？！这确实让我忐忑，深感不安。我用5年的时间来为“幸存者”做准备。我要求自己用一种“飞蛾扑火以求一逞”的心态去做这部小说，这也是一种誓言和决心。
    用什么书名来命名它曾煞费一番周折，最后才定下这个“幸存者”。“幸存者”的含义很多，但对我来说，我们这一代人和共和国的几代人都存在着这样一个使命，就是让我们的中国变得更好。这个愿望也可以说是近百年来先烈先贤所共同的愿望。站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站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塔前，站在全国各地先烈先贤的墓碑前，我们这些人全都是“幸存者”。所以，具体到写我们这一代人，也就是在写幸存者。既然要为一代幸存者立传，势必要写得真实、务必准确。既不为某种“社会成见”和“时尚风尘”所动，也要力争不被自己的旧习和偏颇局限。就得争取有一点“史”的风骨。但它毕竟又是文学，还应有“诗”的境界。多年来热衷于写当代题材的我自然明白，确保作品有“史”的风骨似乎更难于在言说中渗出诗的品格。尤其是中国这40年所发生的巨变几乎重塑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这一代人”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继续奋斗，重塑自我。这就要求在描摹的烈度中见其细微，在言说的敷演中铸其真心，用他们生命的演变佐证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剧变，如果再能提炼出必需的一些思想资源自然就更好了。还有一点，也是我在写作中刻意追求并执著实践的文学理念，那就是：作品中既要有作家的独立思考，有强烈独特的自我个性色彩，又要呈现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的强大魅力；既要保持文学的独立品格又要充分顾及广大民众的阅读和审美需求，也就是既要深刻独到，也要好读好看。希望让更多的人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拿得起放不下”，读完了呆坐一会儿，掩卷深思。当然，《幸存者》只是计划中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后边的路还很漫长。
    几年前，我给自己的文集写过一个序。我借用了19世纪美国思想家爱默生说过的一句话：“剖开这些文字，应有血流出来。”写作《幸存者》时，我一直惦记着这句话，并力图让它一直烧灼着我那敲击键盘的手指和始终守望某种理念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