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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无保真阐释 “无保真阐释”是指在音乐再现过程中，由于使用了质量低劣的技术设备，从而故意产生了噪音和声音扭曲，并将这种听觉混乱变成颠覆美学的元素，将经典作品以及再现诗学的既定标准进行重新洗牌。这些做法的游戏性质，及其对于主流美学的依赖，是不可否认的。艺术家只有在一个有序的声音世界里，才能演奏噪音。同样的游戏性也能在阐释领域得到应用。结构主义就是与文本的游戏，它狂热地将理论用于文本，并享受由理论分析所产生的不和谐的声音，以至于常常毁掉了结构主义自己意欲建立的和谐。在社会关系与行为领域，对传统角色与规范图式的颠覆，也是结构主义乐此不疲的事情，被视为是快乐与解放的源泉。然而，在上述例子中，噪音的美学只能建立在对文本的理性阅读基础之上，无保真阐释在对文本反抗的过程中逐渐展开。这些带有讽刺意味的过度解读游戏，无论是在文本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没有什么错误之处；不承认这类解读，或者更有甚者，禁止这类解读，将意味着把某一种阐释推上独裁的位置，让其他个体的解释，或者创造性的变革，失去了自己的空间。当然，如果无保真阐释以高保真阐释的面目出现，不但装作要在考虑主流认知，而且还要在实际中对其加以取代，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理论不仅对文本任意解构，还要宣称把自己的游戏性的解释升华为一套分析机制，那最终的结果就是理论与文本同归于尽。只要低保真阐释不要荒谬地将自己当作是高保真阐释，那么其存在是没有问题的，有时还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八、无线保真阐释 最后要对本文标题中的第四个概念——无线保真阐释，进行说明。众所周知，无线保真是一种不通过有线连接，就能实现人与机器相互沟通的技术。无线保真这个说法，原本并非指语义的忠实，但经常被这样解释。在本文的象征含义中，无线保真阐释是指一种文本解读模式，在这个模式里，由“真实群体”提供的、用以集体确定文本语义价值的语境，被“数字群体”所取代，这个“数字群体”的基本特征与“真实群体”愈行愈远，直至“数字群体”这一表述最终成为一个矛盾修辞法，因为这样的群体在事实上无法再提供连贯的、稳定的语境，来对文本进行合理的阐释。在这种技术与社会文化发展潮流下，“无线保真阐释”也变成了一种矛盾修辞法。在一个“无线”的世界里，即一个真实的社会关系被虚拟网络关系所取代的世界里，是否可能做到阐释？ 在艾柯的学术生涯中，他坚持可以对阐释过程设定某种界限的观点(21)。这种界限来自于被阐释的文本自身的结构，前提是这个文本包含着合作性阐释所要塑造的独特性。这种阐释理论，来自对于皮尔士符号哲学的深刻理解，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究竟由谁来决定一篇文本的结构呢？如果根据艾柯所说，对文本正确的阐释(或者可接受阐释的范围)所追求的是文本的本身意图(intentio operis，即文本本身所计划被解读的意图)，而不是作者意图(intentio auctoris，即作者希望或认为他通过文本可以表达的意图)或者读者意图(intentio lectoris，即读者在阐释文本时能够发现的意图)，那么是谁，或者是什么，来最终确定某种符号语言结构与他们被阐释的习惯方式之间的规范关系，仍然是一个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艾柯从未声称提取文本本身意图的过程是理性的(rational)；他所指出的是，这个过程是合理的(reasonable)(22)。二者的区别具体体现在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上，即在符号语言结构与其所表达的意义之间，没有永远固定不变的关系，而是随着社会文化的运动而不断演变。这是另一位著名符号学家洛特曼(Jurji M.Lotman)试图描述的。因此，最终确定某种意义与特定的符号语言结构相联系的，既不是国王也不是法律，亦非语言必然性。一些阐释方式的相对合理性，与另外一些阐释方式的不合理性，都在具有共同符号域的阐释者群体中形成。在漫长的时间中，为了给自己的语义环境建立边界——或者至少是门槛合理性与非合理性进行系统性互动。这些边界，是长时间延续的复杂协商的结果。这也意味着，那些现在已经确定的边界，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后，会被不同的阐释合理性边界所取代。艾柯对于解构主义的批判，并非针对合理性阐释的形式会发生变化这一观点，而是针对合理性阐释的形式会被个人意见所推翻颠覆这一观点，比如某个批评家决定把《哈姆雷特》当作女权主义宣言来解读。如果仅作为“无保真阐释”，仅作为一种独特的、游戏性质的阐释与已确定的阐释者群体产生联系，那么对这类反抗性的阐释我们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持欢迎态度的。但是，如果此类或相似的过度阐释，甚至利用文本的行为，被当作“高保真阐释”，并在学校作为标准的阐释理论向学生讲授，那么情况就令人担忧了。关于不忠实阐释机制化所带来的问题，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没有任何标准能够决定哪种特色的阐释方法是规范的标准方法。被一个阐释者群体认为最合理而被接受的阐释，是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语义与阐释协商——其过程与结果超越了个体的阐释意图之后，才获得了自己的地位。我们不能随意地解读文本，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文本不只属于我们。文本属于一个群体，属于一种文化语境，属于一段历史——这些都是塑造文本独特性的基本因素。如果解读文本时，特别是文学文本，不考虑文本的具体语言、阐释者群体、阐释的历史等因素，这样的解读必然导致对文本强加暴力，忽视文本本身意图，最终就产生了安伯托·艾柯所论述的阐释滥用问题，以及张江教授在文章中所提到的强制阐释问题。 但是，如果现实中没有对阐释边界进行协商和再协商的真实群体呢？对于不具备固定形态的语言、地理环境和历史的电子网络群体，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个群体也可以表达复杂的、确定的辩证法，正如参加研讨会的学者、图书俱乐部里的读者或课堂中的学生所表达的那样？一方面，人们也许会认为“无线保真”群体甚至是集中了非虚拟群体建立阐释标准所需的互动活动。例如维基百科，以及学者群体通过相互合作、日积月累地撰写维基百科词条的方式，可能就代表了社群主义的阐释方法，通过这种方法确立起“最终符号阐释者”与阐释习惯(再次协商只有在新的信息出现后需要时才进行)。另一方面，当艾柯在讨论确定阐释边界的可能性，以及阐释边界获取文本本身意义的能力时，他所指的并不是阐释者群体对一个具体文本的实际内容进行协商，而是共享与塑造一个话语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可以提出对一个文本内容的多种阐释。包括维基百科和其他虚拟社区的问题在于，阐释者获得了相互协商他们阐释内容的自由，却没有相互协商阐释话语框架的自由。恰恰相反，阐释话语框架是由虚拟的精英集团制定的，通常不接受协商。换言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影响维基百科所包含的内容，但基本上很难影响维基百科包含这些内容的方式。不幸的是，这种包含方式，正是艾柯在其符号学理论核心提出“阐释者群体”概念时所强调的。 电子虚拟群体也许看上去比非虚拟群体更加自由。民粹主义就经常这样认为，但其实并非如此。一个民主国家的议会既会讨论该国法律，也会讨论制定该法律的框架规则。而电子虚拟议会，则让所有人——而非他们的代表讨论任何事情，但是并不讨论用以开展讨论的电子网络框架本身。电子网络框架的内在运行规则，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摸不着、看不到的。也许在未来，电子虚拟群体也会展现出合适的符号交流平台。到那时，不但作为内容的意义会被讨论，作为框架的意义也会被讨论。但坦诚地说，从目前电子虚拟群体的协商进程发展实际情况来看，并不令人乐观。电子虚拟群体让不合理性通过各种传播形式大幅增长，协商在其中发挥不到任何作用(23)。传统群体与如今的电子虚拟群体最为显著的差异，就是后者似乎对于任何类型的群体记忆都漠不关心。这与传统群体很不一样。电子虚拟群体永远生活在当下，也时不时地蹿到未来。但如果电子虚拟群体没有在某台遥远的、不为人知的服务器上，或者在产生不了任何集体话语的“时间机器”上留下任何痕迹，那么它就没有任何记忆可言。 总之，在电子虚拟群体中，形式化的记忆是不存在的，可以将过去经验转变为未来协商原则的固定模式也是不存在的。一个群体如果缺少结构性的记忆，则很难产生合理阐释的稳定框架。其原因正是稳定的框架需要超越个体的意图，并从一个符号域的整体功能中显现出来。我们遵守自然语言的语法规则，不是因为某人决定要求这么做，而是由于千千万万次微观层面的互动(包括我们的前人在内)储存并提炼出一套构造，尽管存在各种微观变异、变化以及文字游戏的可能性，但作为群体整体来讲，最终都接受了这套构造的标准。遗憾的是，电子虚拟群体经常被“当下”的事物“刷屏”，至少到目前为止，文化记忆形成的整体性机制还未在电子虚拟群体中产生。 九、歌颂相会 在未来的电子虚拟群体中，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忠实性，以及合理的阐释吗？现在看来，我们只能珍惜现实中人们相互结识的机会；珍惜在阅读文学文本时，读者不仅仅能见到文本作者，还能见到产生文本本身意义的整个群体、整个地理环境及整个历史的机会。同样，为了纪念意大利与中国符号学家的相遇相知，以及安伯托·艾柯和张江教授思想的相遇，我谨借此机会再引用杜甫的另外一首诗《赠卫八处士》中的部分诗句。这些精妙的诗句，描述了两位20年的朋友再次相会时的情景。这两位朋友把酒言欢，沉浸在对于肝胆相照的感受之中：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24) 这种对认知忠实性的珍视——在茫茫世事之中，对于一篇文本、一位朋友、一片土地的独特性的珍视，也许就是阐释中所强调的最高忠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