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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创造出新的形式，但是，越深入挖掘下去，越需要优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我认为，在事实与虚构之间，一定是要有界限的。 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充满了探索。但是，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他所要做的是，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讲述一个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 在国外有种分法，即把虚构也就是小说之外的，“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的写作”称为“非虚构”；而在中国，一直以“报告文学”来定名这种写作。事实上，这些称呼所指涉的核心，都是纪实——“讲述真实的故事”。但要做好这件事对作者和读者都是一个挑战：作者要带领读者走进真实世界，面对复杂的日常生活，归纳和整理出一个崭新的东西，而这个东西里将混合有观察到的事实、人的故事、学术理论等多种元素。 半个多世纪以来，纪实文学的发展有了新变化，纪实文学要想活下来，要想活得好，必须打破常规，从简单化、模式化的写作中突围出来。美国纪实文学作家盖伊·塔利斯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开始努力打破纪实与虚构之间的藩篱。他认为自己的写作是一场斗争——与新闻写作那种非常有局限的写作形式的斗争。他不断地突破界限，创作出一系列令读者耳目一新的作品。汤姆·沃尔夫将这种文学创作形式定名为“新新闻写作”。虽然这种写作从诞生之初便备受争议，但是，后来的创作者并未纠缠于此，而是以作品来廓清文体的界限，最终形成了强大的非虚构写作阵营。美国纪实作家约翰·麦克菲认为——非虚构并不是因为某一个人这样写就能形成的，而是因为不同时代的一大批人乐于从事实性材料中进行创作，写出了许多不朽的作品而形成的。 从2010年年底开始，我的阅读与创作主要围绕着纪实文学展开。通过学习与实践，我深刻感觉到国内外纪实文学都在发生嬗变，而这些变化也许就预示着纪实文学在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首先，纪实文学的创作方法发生了新变化。 传统的纪实文学的采访方式，往往是针对一个具体人物或事件展开。作者通常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去不同的地点，采访不同的人物，再把这些片段组合起来。这种方法我称之为“纬线式采访”。但是，彼得·海勒斯的《寻路中国》却不是这种套路，他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只去一个固定的地点进行观察和访问，最终，他写出了那个小地方在几年之内的变化。盖伊·塔利斯在写作的时候，往往会花几个月、半年甚至几年去采访。他会反复采访一个人达五六次，每次的时间都在5小时以上。他认为作者和采访者的关系是“倾注多少，得到多少”。这种方式我称之为“经线式采访”。 另一种变化是从宏观叙述到微观分析。传统的纪实文学作品总是习惯于宏观叙述，像个全知全能的上帝。显然，这种方式并不能让当代读者满意。茨威格的纪实作品《巴西：黄金之国》描述了巴西的历史、经济和文化，文笔优美，情感真挚。但是，这本书和奈保尔的纪实作品完全不同。在奈保尔的作品里，充满了各种小人物和各种细节、小故事。奈保尔像个密探，混迹于不同阶层的人物之中，记录下他们的行动和想法；而茨威格则像个彬彬有礼的绅士，选择了一种宏观而优美的概述方式，他从来不会具体地描述某个佣人或司机，更不会随便写出一个小人物的名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