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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其实是深度阅读与通俗阅读并行的年代。这表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阅读史，并不是一个从深度阅读滑向“浅阅读”的线性历程。对于新媒介中的文学阅读行为，形成了乐观派与悲观派两种认识，它们在论证上都夸大了媒介这一技术逻辑的力量。网络小说阅读在新媒介文学阅读中具有代表性，它体现为与经典文学阅读不同的阅读方式。因此，当代媒介转型实际上使文学阅读迎来了一个更为多元化的时代。 关 键 词：媒介转型/阅读方式/网络小说/多元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网络小说读者群体研究”(16XZW006)。 作者简介：周兴杰(1973- )，男，湖南怀化人，贵州财经大学文化法律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美学、文化。 媒介是文学文本的物质载体，是文学阅读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它对文学阅读行为必然存在影响。因此，媒介与阅读的关系，本是文学阅读研究的必有向度。不过，在漫长的文学研究史中，只是到了接受美学的兴起，文学阅读的研究才得以系统化。而在文学阅读研究中，更只是到了最近几年，由于以网络媒介为代表的新媒体对传统印刷媒体的冲击，媒介与文学阅读的关系才受到真正关注。由于这种关注是随着当代媒介转型而发生的，许多研究自然贯穿了这样一种比较意识，即将20世纪80年代印刷媒介语境中的文学阅读与今天新媒介语境中的文学阅读进行比较，结果却形成了文学阅读式微或者阅读危机的论调。情况果真如此吗?我们又应该如何来认识20世纪80年代和新媒介中的文学阅读?本文试图对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阅读进行语境化后的再认识，对新媒介中的阅读行为进行更为具体的考察，以求丰富我们对这一议题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人们究竟是怎样阅读的?20世纪80年代经常被描绘成一个文学阅读、乃至深度阅读的黄金岁月。有学者列举了大量数据来印证：《十月》的发行量在1981年已达到60万份；《收获》和《人民文学》的最高发行量分别达到100万和150万份；20世纪80年代初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1987年第1次印刷达37000册；卡西尔《人论》一年内就印了24万本；等等[1]。也有人热情回顾当年的阅读经历： 当时，看“硬书”成为一种时尚，在北大图书馆，学子们着迷地吸取着西方哲学家黑格尔、萨特、荣格的精神营养，每天在宿舍和课堂中进行着严肃而诚挚的讨论：关于“人的解放”、理想、感情和人生……[2] 许多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阅读热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人们真的都是这样如饥似渴地读“硬书”、读名著吗?这似乎只是历史的一面，至少忽略了当年通俗文学阅读的再度兴盛。 解放前，通俗文学原有广大的市场。到1954年，专营通俗小说的宝文堂在华北农村还有4000多处发行网[3]，与当时的新华书店相比也不遑多让。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通俗文学在中国内地逐渐销声匿迹。但随着改革开放，通俗文学又迅速回暖。这方面只要回顾一下当年的“金庸热”就足够了。20世纪80年代初，武侠小说就以盗版的形式悄然在内地广泛流传。20世纪80年代中期，严家炎等学者已开始了对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据《远东经济评论》“文艺和社会”栏目的资深编辑西蒙·埃利根所作的粗略估算，光是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的金庸小说的实际读者，很可能就超过1亿。如此看来，20世纪80年代读武侠之类的通俗文学的阅读群体，其数量恐怕远超深度阅读的群体。 以“金庸热”为代表的通俗文学阅读热的出现其实不难理解。正如梅罗维茨所说的：“即使对有文化的人来说，阅读也是一项辛苦的工作，例如，页面上的墨字必须一个词一个词，一行一行，一段一段地扫过。为了获取讯息你必须认真阅读。为了阅读这些词，你的眼睛必须经过训练，就像打字机的滚筒移动纸一样沿着印刷的行移动。”[4]不难想见，所谓深度阅读的难度远超一般阅读，它是需要长期的训练和相当大的专业知识储备的。那么，刚刚经历了文革，被严格要求按“最高指示”来思考的国人中又有多少人具备这样的阅读能力呢?因此，大众转向通俗文学阅读只是一个与自身的阅读能力相适应的自然选择罢了。 通俗文学阅读与深度阅读的时尚平行不悖于20世纪80年代，这表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阅读史，并不是一个从深度阅读滑向“浅阅读”的线性历程。20世纪80年代固然是深度阅读的黄金期，但通俗文学阅读同样方兴未艾。二者的交织并行，才更符合当年的历史事实。一旦明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阅读实为深浅并置的状况，那么，有如此之多的学者或文化名人选择歌颂20世纪80年代的深度阅读，进而宣示当下的阅读危机就颇为耐人寻味了。笔者以为，他们的认识固然包含强烈的社会或人文关怀，但也流露出一定的怀旧情结。由于这种怀旧心理的作用，人们才对20世纪80年代的阅读状况作出了选择性的“见”与“不见”，得出了理想化或审美化的结论，而掩映其下的则是若隐若现的精英式的价值观。阅读危机意识的出现无疑就是受这种精英价值观的影响所致。 深度阅读与通俗阅读两种阅读方式的存在同样折射了当代公共领域的分化形态。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结构特点是政治公共领域独大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阅读状况则谕示了其他类型的公共领域的出现。深度阅读的盛况自然印证了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再现，那么，通俗文学阅读呢?通俗文学阅读必须依赖通俗文学读物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的通俗读物实则多为盗版读物，当年的中小城市有许多租书店出售或租赁这些盗版读物，形成了一条有别于新华书店的营销渠道。因而，通俗文学阅读的兴起，其实也隐隐透露出现代市民社会扩展的消息，表明了具有亚文化色彩的民间公共领域的出现。二者一道消解着政治公共领域独大的社会结构。历史地看，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必然对立的。但是今天人们往往将批判性公共领域萎缩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受到了新的媒介文化的冲击，而忘了在许多国家，通俗的、商业的文化领域更为发达，批判性的公共领域却依然存在。因此，在重视新媒介文化冲击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也检讨一下所谓批判性公共领域自身的不足? 在新媒介情境中，人们又是如何阅读的呢?对于新媒介语境中的文学阅读的关注，必须从网络文学阅读说起。就像在传统文学理论研究中，文学接受的研究晚于文学创作、文学文本等领域的研究而出现一样，网络文学阅读的研究同样要晚于其他领域的研究而出现。据笔者的初步考察，最早研究中文网络文学阅读的学理成果，应该要算是在2008年欧阳友权先生主编出版的《网络文学概论》中蓝爱国教授撰写的《网络文学欣赏》一节。蓝教授在与传统文学欣赏的比较中见出了网络文学欣赏(阅读)的不同之处，他认为网络文学欣赏是一种“实时欣赏、‘拉’欣赏和解构式欣赏”：“实时欣赏使得网络文学欣赏成为一种无障碍欣赏，‘拉’欣赏使它成为一种能动和互动的主体选择性欣赏，而解构式欣赏则形成了网络欣赏所特有的意义模式。”[5]“拉”欣赏强调的是网络文学阅读主体的能动性，以及网络媒体与阅读主体的互动性，将网络阅读视为文学阅读权力的提升。因此，可以称这种认识为网络文学阅读研究的乐观派。 但对新媒介引发的阅读方式嬗变，更多的学者表现出或多或少的忧虑。像有的学者在谈到另一种新兴媒介文学——微博文学的阅读体验时，就指认这种阅读是“碎片化阅读”：“在微博临屏阅读的过程中，人们的注意力被拉扯到数不清的信息碎片上，读者很难心无旁骛地静心品味这种飞驰而来又瞬间消失的文本而不受其他评论、视窗、链接信息的干扰，身不由己的思想主体迅即沉湎消逝于这种‘歧路花园’中的信息之流中。”[6]如果说学者的言说有些偏于客观和理性的话，那么微博读者的话则更鲜活而直白地传达了这种阅读体验。如著名的网络博客“和菜头”在体验了一段时间的微博阅读之后，竟然哀叹“我已经没有办法读书了”[7]。与“拉”阅读的认识不同，“碎片化阅读”的提法凸显了新媒介中信息量的庞大，以及它对阅读主体的冲击力。值得注意的是，阅读主体的能动性、选择权也相应地被主体的被操控感、乃至主体意识的涣散感所取代了。其实，不只是对手机短信、微博这样的新媒介文学阅读，许多人对以网络媒介为基础的新媒介阅读方式均持批评性的、乃至轻视的态度。总体而言，他们认为这样的阅读只能是一种所谓“浅阅读”。 “浅阅读”一词使用频率很高，却未获得准确界定。与此对立的是基于经典文学阅读的“深度阅读”模式。比较二者，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人们在如何使用“浅阅读”概念。首先，从阅读对象上看，深度阅读面对的是经典文本，它有思想深度、审美价值。浅阅读的对象则没有或缺乏官方或权威认可的思想深度，以及相应的审美和伦理价值。所以浅阅读首先是阅读内容的“粗浅”。其次，深度阅读要求有距离的静穆观照，或者全神贯注地对文本的反复沉潜和把玩。浅阅读则是在时断时续的阅读时间中完成从阅读到日常生活的不停切换，对文本多是一目数行的浏览和一次性的“消费”。所以浅阅读还指阅读状态的“浮浅”。再次，从阅读目的或效果来看，深度阅读追求某种高远的思想效益或巅峰性的审美体验，浅阅读则满足于即见即得的快感体验，甚至沉溺于所谓“YY(意淫)”满足。所以浅阅读还指阅读目的的“肤浅”。由此可见，人们用“浅阅读”来指称新媒介文学阅读行为，实质上包含了对此类文学阅读方式的否定性的价值判断。 面对上述认识分歧，我们应如何来认识新媒介中的文学阅读行为呢?必须承认，上述认识为我们认识新媒介中的文学阅读方式及相关问题提供了必要参照，但简单地在上述两种立场中进行选择是不可取的。某种程度上说，上述两种观点虽然在价值判断上存在对立，但在论证上都夸大了媒介这一技术逻辑的力量，即乐观派的认识放大了新媒介技术的解放力量，而悲观派则放大了新媒介技术的操控力量，因而形成了对立性的价值判断。因此，我们有必要寻找其他的分析途径。 其实对媒介技术力量效用的认识分歧早已存在。如本雅明思想中就有了对媒介技术解放力量的认识萌芽。而与之同时代的阿多诺则用“文化工业”来指称这些媒介生产机构是统治阶级操控大众的意识形态工具。后来的伯明翰学派受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启发，将媒介空间场域化，进而辨析从领导到从属不同阶层的文化力量博弈，构建了更为辩证的理论框架。笔者以为，就本文议题而言，其创见性在于，他们不是抽象地思辨媒介技术力量的作用，而是从大众具体的文化实践入手探讨各种力量的发挥。这就启发我们思考，在新的媒体情境中，人们究竟是怎么阅读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