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30年代女性诗歌创作的高涨和此后迅速地被遗忘，是一种尚未被关注的独特的文学史现象。本文介绍并阐述了30年代女性诗人的创作状况并进一步考察其繁荣与被遗忘的原因。30年代女诗人包括三类：一是占绝大多数的“无名”女诗人，她们的诗作呈现出日常化与个人化的特点；二是左翼女诗人，除了抒写革命，她们还有不少表现女性意识的创作；三是活跃于新月派、现代派等著名文学流派的女诗人，她们更倾心于在自我的诗园里表现女性纤细的内心。30年代高速的城市化、出版业的发达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为女性诗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她们受“五四”精神滋养的“个人化”、“私人化”的创作特质与40年代时代精神的严重抵牾，以及既有文学史书写观念的遮蔽，导致其被遗忘的命运。
    关键词：1930年代；女性诗人；出版业；文学史命运
    
    一
    如果说20年代有掀起小诗风的冰心，40年代有在九叶中焕发光彩的郑敏、陈敬容，那么，翻开各种版本的文学史教科书，30年代女性诗歌似乎显得比较暗淡。谁曾想到，1930年代竟是新文学三十年中女性诗歌创作最为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除了有20年代成名的冰心、白薇之属，除了有30年代几个被现在通行的文学史教材稍稍提及的林徽因、关露之辈，在陈旧的民国书刊里还尘封着当年极为活跃的一大批女性诗人：她们是沈紫曼（沈祖棻）、陈学昭、赵清阁、王梅痕、虞岫云、关萍、冰痕、荪荃、竹茵、卢葆华、芍印、曾平澜、陶映霞、景瑞石、惠留芳、赵苏琴、郑丽痕、王婉容、梅安娜、袁琦、邵星娥、萧丽卿、罗洪、潘素卿、孙济侬、余珊、吴缦云、陈玉白、沈冠真、彭雪琴、惜冰、竹筠、沫星、霜痕、漪湖、寿常、CF女士、玉影、李王淑兰、李蕙田、胡纯菊、忆痕、陈忠夔、沙娓娟、吴洛芷、陈佐芬、殷梦萍、榴花、沈桢泉、苏惜秋、尹丽娜、林英强、白杨、青禽、洪滔、刘绍先、陈璧如、项瑞英、魏维慈、李惠莲、池振超、何佩、运衡、晓渡、朱梅、丁佩、张露、梦虹、慧屋、湘影、白素、李佩璇、邹馨棣、陆湘、沈桢泉、胡雪玉、温志良、李惠莲、黄淑美、孙以昕、袁皓如、许静文、杨秀云、曾丝白、刘恒、彭雪珍、杜露丝、李惠田、孙雯君、陈淑媛、刘绍先、汤铭、石英、张荫霞、叔、方芬、黄蕊秋、椰子、吴逸凡、黄召珍、叶蕊、方芬、萍子、王君晶、李耐石英、张荫霞、杜露丝、孙雯君、陈淑媛、钱一苇、欧查、菁蒂、洛依、凤子、刘恒、李惠田、洛、汤铭、镜丽、蒂君……
    与20年代、40年代相比，3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报刊蜂涌的年代。翻开这些造价低廉、纸质格外粗糙脆弱而显陈旧的民国报刊，女性诗人的创作随处可见。比如，1930年《新晨报副刊》上发表一位署名为“孤星”的女诗人（荪荃）的诗作就达39首之多。随手翻开1、2两卷中的几期《当代文艺》（神州国光社出版），梅痕的《生命之花》、孙济侬的《朦胧的黄昏》、潘素卿的《纪念着你的时候》、余珊的《梦里的情人》，[1] 虞岫云的《过渡时代的牺牲》、罗洪的《梅雨时节》、梅痕的《幻影》，[2] 罗洪的《梦影》，[3] 吴缦云的《她》[4] 便扑面而来。再比如，曾今可主编的《新时代》（新时代书局发行），据笔者统计，该杂志从1931年第1卷到1934年第6卷发表女性诗人的诗作共计有89首之多。其中，惠留芳共发表21首，沈祖棻共发表10首，虞岫云共发表8首。1936年轮底文艺社的《文艺》第3卷第5期甚至专辟为女作家专刊，诗作有魏维慈的《九月一日——写给阿明大孩子》、榴花的《金秋又一度到人间》、丁佩的《东湖游泳散诗》、紫墟的《赞美诗三章》、林英强的《聪马驱》、洪滔的《无题》；其第3卷第6期又集中刊发了洪滔的《壮歌》、运衡的《月亮》、晓渡的《小睡》、朱梅的《眼里默语》、丁佩的《希望》、张露的《生命之环》、梦虹的《自语》、慧屋的《出店》等一批女诗人的诗作。这个时期办有大量女性期刊，也常刊发女诗人的诗作。据统计，1928～1937年间，各地出版妇女期刊共计有213种[5] 。比如，1933年至1937年，“声名鼎鼎，举国皆知”的《女子月刊》，这个本以宣传妇女解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学性质的杂志，每期都发表不少女诗性诗歌，如，第1卷第8期达12首之多，第2卷第12期、第3卷第4期达11首之多，第1卷第4期、第2卷第7期达10首之多。
    与30年代女性诗人之多、作品之多相呼应的是，大量女性诗人将诗作结集出版，其数量远超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其他阶段。诸如，关萍的《寒迦》（上海广益书局1930年10月）、冰痕的《苦诉》（沈阳出版，出版社待查1930年10月）、虞琰的《湖风》（上海现代书局1930年1月）、荪荃的《生命的火焰》（北平孤星社1930年1月）、陆晶清的《低诉》（上海春潮书局1930年4月）、竹茵的《未画完的女像》（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4月）、冰心的《冰心诗集》（北新书局1932年6月）、卢葆华的《血泪》（自印1932年8月）、芍印的《逝水集》（上海新民书局1934年10月）、梅痕的《遗赠》（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5年3月）、曾平澜的《平澜诗集》（南宁三管图书局1935年7月）、陶映霞的《筑地黄昏》（上海黎明书局1936年10月）、关露的《太平洋上的歌声》（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11月）、安娥的《高梁红了》（汉口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2月）、《燕赵儿女》（生活书店1938年9月），等等。30年代还出版了4部女性诗歌选集，这是20年代和40年代没有的现象。它们分别为：《女朋友们的诗》（上海新时代书局1932年8月）、《女作家诗歌选》（上海开华书局1934年1月）、《暴风雨的一夕》（上海女子书店1935年4月）、《现代女作家诗歌选》（上海仿古书店1936年5月）。一些诗歌选集也多收录对现在的读者来说早已完全陌生的女诗人诗作，如1929年5月晨光报社编印的《寒流》，选有惜冰的《月夜箫声》、《寻找我的心》、《雪夜》，竹筠的《我们携手奔向智慧乐园》，沫星的《狂涛中的呼声》、《旅心》，霜痕的《雪花》；1930年5月上海文艺小丛书社出版秋雪主编的《小诗选》，选有漪湖的《西湖我的姊姊》、寿常的《小诗》、均伟的《小诗》、CF的《春意》、玉影的《小诗》、李王淑兰的《春风》；1931年东华书局编印的《全国女学生文艺》，选有李蕙田的《恋歌二章》、《思亲》，胡纯菊的《慈母》，忆痕的《月》、《酸》，陈忠夔的《送春》，苏惜秋的《给：——》，尹丽娜的《听中秋箫鼓》、《秋夜怀人》；1935年8月上海经纬书局出版陈陟主编的《现代青年杰作文库》，选有白杨的《一朵半开的蔷薇》、青禽的《特啊！我想你》等等。
    从在报刊上零散发表诗作到结集出版单行本，从单个女诗人的诗集，到选家在大量诗作里遴选女性诗歌选集，可以看出那曾经是一个女性诗歌创作多么繁荣的时代。然而，这一近乎奇异的繁荣景观却基本上没有进入我们熟知的文学史视野，即使有某几个诗人偶被提及，也仍然处于不被关注的角落。这不能不是一个应予考察并给予解释的文学史问题。
    二
    上述浩浩荡荡的30年代女诗人队伍，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占绝大多数的“无名”女诗人，她们的诗作呈现出日常化与个人化的特点；二是追赶时代脚踵的左翼女诗人，在其激情昂扬地表现革命的诗作之外，还有更具内在真实性的“言成肉身”的女性之歌；三是活跃于某些著名文学流派（新月派、现代派）的女诗人，她们的诗作轻巧而细腻，是回荡在自我的诗园里的清幽流响。
    在今天看来已经难以数计的“无名”女诗人，是一群基于女人的眼界和心性在迎面而来的时代潮流的边缘顾影自怜的自我抒写者。她们默默无闻，仿佛安于且乐于在自我的诗园里耕耘，安于用另一只眼看自己的世界。
    首先，她们沉浸在对自然、生命、爱情的体悟与思考中。比如，梅痕的诗集《遗赠》，在浓厚温暖的色彩中，绽放出对自然与生命细腻的心灵之感。“我恍惚步入了蔷薇之园，/刚折采一朵鲜花欲吻时，/猛不防枝上的黄鹂将我从春梦中唤醒。”（《小诗》）不管外面的天地如何风云变幻，诗人却在自我的世界里做着清幽的美梦。即使春梦偶被惊醒，也有更美妙的黄鹂声带给诗人诗意灵感。诗人将外在生命的描摹与内在生命的静观融合为一，在自然的陶醉中流露出对生命的珍重与爱惜。
    因古典诗词创作而享有“当代李清照”之誉的沈祖棻，其新诗创作成就长期遭到忽视。在她的那些写满情爱的诗篇里，爱情超越了普泛意义而上升为一种新的价值理念。在爱情关系中，女诗人强调双方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关系。“倘使你能忘记我的话，/这相逢原不算一回事；/你就揭起记忆的薄纱，/轻轻地抹去我的影子！//倘使你不能将我忘记，/留下一点淡淡的相思；/你就在那星夜的梦里，/低低地唤着我的名字。”（《一朵白云》）这是一种独立平等的爱情意识，是一种决绝而洒脱的爱情态度。沈诗还涌动着一股圣洁的情欲，她善用丰饶的想像，纯净的意象，浓烈的热情，抒发对爱人敞开心怀的柔情。但她的性爱抒唱是带着牧歌情调的，身体欲望在其诗歌中荡漾着甜蜜的清新。在《你的泪》里，诗人用古典的意象细腻地描绘情人缱绻的甜蜜瞬间，呼唤“让天国中圣洁的仙露/尽量地洒向有情世界”，希望世间有情人都能像她一样感受到情与欲的和谐与完满。纯真坦诚地放任洁白的情欲，说明女诗人有着自觉尊重自然人性和生命本能的意识。
    其次，她们自觉关照女性自身命运和生存状况。比如，同为对女人的理解，在左翼男诗人眼中，女性只是革命的附庸，只是疲惫与烦闷时的调剂品：“当我疲倦于革命的歌吟时，/我要饮温情的绿酒，/我爱！你替我斟注啊！/当我沉闷于人生的烦劳时，/我要听芳琴的细奏，/我爱！你给我低弹啊”（蒋光慈《与一个理想的她》）。而女诗人曾平澜却思考着：“怎么女人只是做男子温情的绿酒，/只会把芳琴细奏？/女人，虽不要做社会的中心，/也要把整个的人生想透！”（《女人》）。不愿依附于男性，希望女性有独立不依的人生，这是对男权话语的挑战，是女性意识的鲜明表现。
    虞岫云在《当代文艺》1931年第1卷第5期发表的《过渡时代的牺牲》，描写被宗法与礼教迫害的底层妇女反抗的呼声，揭露“黄金”般的礼教之门里“掩蔽”着“残杀的血腥”。觉醒了的妇女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苦难命运，她们企望摧毁这全部的罪恶，然而在过渡时代，她们只能做礼教的牺牲品。诗人不再仅仅吟唱个体的惆怅与苦闷，而是表现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群体的生存状态。梅痕在《青年界》（北新书局发行）1932年第4期上发表的长诗《她底旅程》，真实地刻画了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女子，从得知爱人另有心欢后的震惊，到对往昔甜蜜时光的怀念，最后从悲哀中觉醒，吻别孩子踏上漂泊之旅的心路历程。诗人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以女人的心性和眼睛关照女性在时代中的浮沉命运。
    再次，这群女诗人也表达转折时代的选择与困惑。比如，陆晶清的诗集《低诉》流露着难以言说的生命感伤与时代创痛，它是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女性苦闷与彷徨的心声。诗篇里充满冷月凄风、残花苦泪，有黄昏古刹边的徘徊，有斜阳青灯里的喟叹。“我原是一个陌生旅客来自远方，/迢迢长途上无亲人亦无旅伴。”（《我悄立在冷月凄风下》）诗人感慨殊途渺茫，华颜将逝，人生充满沉重的离别，“最堪叹京华旧梦消逝了无痕，/想当年几多盛宴几多欢笑声，/而今已是席终梦醒黑夜沉沉，/风宵雨夕呵几人相忆到夜深？”（《风雨黄昏》）诗人决绝地追寻心灵的憩园，而理想破碎、追寻无望的苦楚又深深缠绕着诗人，“我要将自酿的苦酒痛饮到尽干，/是天罚我才来到人世永永受苦难。/崎岖的旅途我愿走完不计短长，/似此辛辣苦酒只合我独自细细尝”（《自己的苦酒》）。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哀，使诗句染上浓浓的漂泊感与绝望感。
    女诗人选集《暴风雨的一夕》中，苏琴的《月光曲》，是一首现代版的《静夜思》，它凄凉地吟唱对故土与母亲的浓浓思念。在诗人的“神伤”和“泪流”里，我们又分明读出一种无奈与愤懑。在歧路彷徨之际，青春将逝之时，女诗人在“时代的铁轮”无情碾碎“求学的红心”后“看尽了世俗的白眼，受尽了社会的诽评”，因而对前路感到迷茫与困惑，在“黯淡的夜色”中，诗人只好将情感寄托到远方。在《月夜忏情曲》中，独自在崇明塔下盘桓的消瘦的女诗人，想要确立“探寻生之意义与价值”的出路，完成对爱情伤痛的忏悔与涅槃，可潜意识里又想纵情青春。这些灵魂深处的挣扎与阵痛，正是现代女性在时代转变面前真实的心路历程。她们感到被冷落，被遗弃，颓废而涣散，渺小的生命无所归依。她们的苦闷与彷徨不仅来自时代，也来自女性自身。也许玉白的《细雨湿了燕子的乌衣》，可以很好地描绘她们现实的尴尬处境。雨燕低低地叫唤，为什么“高大的洋房里”“没有我们的栖地”，“在欧美化的物质文明里，/微弱的，渺小的，皆被遗弃”。这似乎恰恰就是这群无名的女性诗人命运的谶语。
    稍稍被文学史提及的白薇、关露、安娥等左翼女诗人，从那些通行的文学史教材里，我们所了解到的几乎都是其表现社会状况与抒写革命情怀的诗作。我们并不知道，在那些反抗与激情的背后，也有其身为女人的痛苦、绝望与无奈。在她们那些被文学史埋没的呈现女性自我抒写倾向的诗作里，有着更为真实的女性“言成肉身”的歌。
    白薇在1929年《北新》第三卷第1号发表的长诗《琴声泪影》，抒写了诗人一段真实的流浪经历。凄寂、孤独、深受病困折磨的诗人，在月夜聆听凄惨的琴声，不禁联想到自身的悲惨命运，于是生发感慨。身体隐疾所带来的难言痛楚，内心最私密的无法实现的欲望，让这个紧追时代脚踵的革命女诗人，无可避免地呈现出内心的分裂。在纠结于女性命运的诉说中，诗人推已及人，同情所有在旧家庭倍受压迫的女性：
    在被剥夺了女子的经济状态下，
    女子该无耻无知 该做蠢猪似的配偶到死！
    你无产的女子哟 你贫病而想飞的女子！
    莫要撑你的红旗起反革 社会不容你们的建设！！
    这混着血泪的控诉，将女性的命运思索引向更深刻的层面：女性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获得解放？
    左翼女诗人关露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于悲壮激昂、情绪乐观的诗作之外，还有表现城市边缘女性悲惨生活遭遇的诗篇。《舞》描写都市霓虹下那些交际花绝望而矛盾的爱情，“只要我有美丽的容颜，/我可以得到你的抚爱和亲吻，/只要你有金钱，/你可以买我暂时的身体，/和我的青春”。在充斥着背叛、出卖与欺骗的都市环境里，在周旋与调侃、引诱与拒绝的生存手段的背后，在这貌似放浪的金钱与肉体交易的语话之外，却有一双“藏着泪的晶莹的眼睛”。这些娇艳如花的女子，她们内心深处既怀有对爱情最后一丝纯洁的想像，又对风月场所的男性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最后一句“拥抱何曾要有/共同的音韵”，与其说这是一句对人生醉生梦死的阐释，不如说它是女性识破“爱情”真相后对男性绝望的讽刺。
    其他不为人熟知的左翼女诗人还有陶映霞，其《筑地黄昏》是一部都市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史。其中，《香烟头》一诗，借水门汀、香烟头等都市意象，描写一个幽冷而丑陋的风尘女子，年老色衰，无人光顾，在贫困中捡拾被人遗弃的香烟头满足自己的需要，诗歌将浮沉于都市情海的女性悲惨的命运清晰而深刻地呈现出来。明确地表现出女性立场的还有诗人安娥。30年代安娥出版的诗集《高粱红了》和《燕赵儿女》都带着火热的战争情绪，激情昂然，雄浑豪迈，但其中《母亲的宣布》这首组诗，却自然地呈现出女性意识。女诗人借一个单身母亲的自白，描述走入社会的知识女性在事业与母亲的双重角色中的矛盾与艰辛。
    在30年代女性诗人群中，于左翼之外，还能为人提及的，就是活跃于当时著名诗歌流派的女诗人如林徽因、方令孺、宋清如了。
    新月派女诗人林徽因喜爱在自然、生命与爱情的感慨与沉思中浅唱低吟。其诗歌清莹温婉、玲珑剔透，既有宁静与节制的典雅从容，又有热情与明朗的浪漫奔放，还有幻灭与忧伤的焦虑愁思。新月派另一位女诗人方令孺，陈梦家称其《诗一首》“是一道清幽的生命的河的流响”。她歌唱“小小的翅膀上系着我的希望，/信心的坚实和生命的永恒”，（《灵奇》）她呼唤“枕江阁，你系住我的魂，那石槐后的太阳做我的灵灯”（《枕江阁》），她希望“爱，只把我当一块石头”，让爱“只默然/严守着它的静穆”。这是一颗偏于古朴与安宁的心，这是一份在静默中严守永恒的灵魂。这些个人化的抒写描摹出女性最真实最纤细的内心世界。
    宋清如，以《现代》为主要阵地的“现代派”诗群成员，现在鲜有人知道她是30年代“不会比冰心差”（施蜇存语）的优秀女诗人。她曾在《现代》杂志上发表过许多诗作——《再不要》、《有忆》、《冬》、《祭》、《夜半钟声》、《寂寞的地上》、《老头儿》、《灯》等等。其诗饱含丰盈的自然意象，渗透含蓄而优美的凄凉。那些“浅灰色的梦里”“孤雁的长唳”，那些“萧瑟的晚风中”“槐叶的飘堕”（《有忆》）令女诗人油然而生的伤感与落寞，与戴望舒式的忧郁与凄婉的“世纪末”情绪形成某种契合。她的诗歌常常在平和冲淡的优美里流露出生活的苦涩与沉重的孤独：
    让小溪泻去时给一个回盼；
    让落日经过时留一个青睐，
    等春尽，等秋末，常长着
    那凄凉的芳冽的莓苔。
    像死水一样地平淡，
    像白云一样地闲散，
    我埋好了一身累坠的负担，
    致祭这褪色的绯红的悲哀。
    ——《祭》
    这萦回不绝的弥散着深沉悲哀与凄婉惆怅的诗句，浸透了诗人欲逃避现实而又不可得的矛盾，她只有将沉沉的往事埋葬，用“平淡”与“闲散”的心情与昨日告别。
    30年代女性诗人的诗作大多在艺术上格调高雅，情致温婉。就像那“夜莺的血歌，/唱不尽梦里的心河”（荪荃《再不能沉默》），无论是迎面时代主潮，还是退守自我的园地，她们抒写的都是来自内心的个人化的感触与情绪。这种感触与情绪常常是通过细致的观察，精密淡雅的意象，朦胧恍惚的象征与暗示，温婉清丽的字句来表达。她们或率性真挚，纵意于感情的奔涌、灵魂的抒唱，“生命的火熖熊熊，/是这样的燃烧着心灵；/心灵上的流波，/真挚而勇猛的奔腾”（荪荃《生命的火熖》）；或者在清丽婉约、自然流畅的诗句中渗透优雅的古典情韵，在恍惚迷离的诗境中表达“梦里有一阵落花，/一阵风”的瞬间情愫（沈祖棻《你来》）。她们迷于自然，沉于爱恋，感受生活，体悟生命。“漫天的云儿渐渐的溶消，/晚烟在凝冻着树梢”（孙济侬《朦胧的黄昏》），“夜阑寂静中听那细雨向人间飘拂，/是黑的长空奏着轻微哀怨的歌声”（罗洪《梅雨时节》），轻曼微咏的琐屑心灵，在大时代的背后脉脉温情地流动。在30年代色彩斑斓的文学天空中，她们是一道绚丽的彩虹。
    三
    如果说30年代女性诗人创作的一度繁荣是无庸置疑的事实，那么，这个曾经灿烂的文学群体在文学史中却几乎完全被湮没。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30年代女性诗歌创作的高涨和此后迅速地被遗忘？
    首先，30年代文学出版业的日益发达和激烈竞争的文化市场，为女性诗人的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间。
    30年代是一个杂志蜂起的年代。这些杂志面临着激烈的生存竞争，而能否生存的关键就看能否顺应读者的阅读需求。所以这个时候，许多文学杂志主办者争取读者的考虑往往超过了他们对同人性质的追求，从而第一次打破了自“五四”以来社团之间各自为营的封闭的“同人空间”，大规模地走向了文化的更广大的群众空间，这无疑为处于文化主潮边缘的女性参与创作提供了机会。关于30年代出版业的繁荣和激烈的市场竞争状况，我们也可从那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书店窥见一斑。据朱联保回忆，这一时期上海的文化街就有书局、书店60多家。[6] 当时出版业的繁荣与激烈的市场竞争状况，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最近十余年可比。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出版业转型所带来的市场化繁荣及其愈演愈烈的同业竞争局面同这一时期女性文学大规模地闪亮涌现，与1930年代有着分明的历史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明，在开放的现代社会，女性文学勃兴繁荣与充分市场化的文化出版业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如果说，就出版业的充分市场化所造就的女性文学的繁荣而言，1990年代主要收获的是叙事文学，那是因为诗歌这一文体在这一时期已经处于似乎是无可挽回的颓势了，那么1930年代，却是新诗走向成熟的时代。
    1930年代出版业的发达与女性诗人的规模化涌现又是与当时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相关联的。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女性阅读者与创作者，女性文学因此才迎来发展机遇。当时发达的城市经济吸引大量移民涌入城市，打开了女性就业的新局面。一方面，城市社会为女性提供了教育均等的机会，一些女性走向教育界、医学界、法律界、商业界、娱乐界，成为声势浩大的阅读者与创作者。比如，荪荃（孙祥偈）以孤星为笔名发表诗作时，正任北平《新晨报》副刊编辑主任。1931年丁玲创作长诗《给我爱的》时，正任职于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星》。另一方面，农村经济破产，妇女不得不离乡背井，去寻求职业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存；工业经济发达，资本家利用非熟练者也可以从事机器工作从而需要大批工资低廉的妇女劳动者[7] 。随着全国文化中心的南移，群居东南沿海城市的文人呈现一时之盛，女性成为城市生活与消费的对象，构成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浓墨重彩的部分。女性生活与女性读者扩大了女性创作的需求，从而促生了女性文学的繁荣。
    再次，20年代的个性解放、个人主义对女性自我抒写是一次空前的文化启蒙与文化滋养，这使更多的青年女性必然要在30年代迎来她们承续“五四”血脉而歌唱的花期。女性诗人习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受为中心言说女性世界，咀嚼与品尝生活的辛酸、人生的聚散、爱情的苦痛与甘甜。这种偏向于内的、个人化的抒写风格，延续着“五四”启蒙话语，在火热的30年代，既显出格格不入的另类色彩，又显出多彩纷呈的独特魅力。
    多元的文化生态环境与女性诗人内在的创作心理，致使30年代达到了一次女性诗歌创作前所未有的高峰。然而，这样一个迅速高涨的潮汐又何以如此迅速地退落，并且退落得不留痕迹呢？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女性诗人那种本然的更多倾向于“个人化”和“私人化”诉说的特点，与30年代的时代主潮是相冲突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边缘化的地位。当抗战的硝烟弥散中华大地，出版业昂扬的发展势头骤然跌落，国人的阅读心情改变时，女性诗人的创作便失去了生存和阅读的空间。这样，承续“五四”启蒙而歌唱的花期自然无可挽回地凋散了。
    30年代以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对“五四”“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批判同20年代产生了明显断裂。如果说“五四”时期是以人性解放、个性主义、新与旧、文明与落后等来看待和解释一切，那么30年代则是从阶级意识、前进与反动、革命与不革命等角度来看问题了[8] 。这一转型之剧烈，以至于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9] 不愿意被时代遗弃的鲁迅，不得不急急去读俄苏，转向马克思主义；而新月派这个据说聊天什么都可以来得，就是不能打牌和谈政治的群体，1927年重聚上海以后谈论最多的是中国政治问题。而女性诗人，比如20年代最受青睐的冰心，虽然对社会问题具有敏锐的触觉，但她在30年代的诗歌创作仍然延续着“五四”遗风，以女人的心性抒写“只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这是因为，一般而言，女性更留恋自然、爱情、母性等话语。政治话语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会使女性对外在社会的变异产生某种天然的拒斥心理。对男性而言的敏感触觉和剧烈转型，在女性那里会显得相对迟缓与游移。因此，虽然30年代多元繁复的文化格局绽放了女性诗人创作的花期，但女性诗人本然的创作特质又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边缘的地位。
    1930年代的城市化与出版业的充分市场化开辟了文学的多元发展空间，这又使文学观念与社会背景相似的文人，纷纷聚合，抢占文学地盘，通过政治、商业、传播等多种因素争抢话语权，从而导致流派、集团林立的景观。在左翼主流文学思潮之外，以北方城市为中心、以校园为根据地的京派，以东南沿海城市为中心、以市场为根据地的海派等等，形成了层层交错的文化网络。这些文人集团与左翼进行论争，争夺话语权，虽然在不同时期也曾遭到贬抑与忽视，但就文学史的书写观念而言，其关注的目光总是倾向于留给他们。30年代的女性诗人，她们基于女性的“个人化”、“私人化”的写作，更多地是围绕自己的园地，身处在纷争、论战的“历史”之外，无法进入政治文化集团和文人集团的场域，因而无法跻身社会“精英”之列。即便是某几个左翼女诗人，她们能够被人们记住，也是因为她们所依附的这个强大的主流派别，并且，她们的被认可，是以遮蔽其具有“女人性”的诗作为代价的。即便是为人熟知的新月派女诗人林徽因，如果不是与徐志摩的非凡之恋，著名的北总布胡同的太太客厅，以及编辑京派结集《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这位民国才女能否有幸进入文学史，恐怕也是未知之数了。另一位新月才女方令孺，如果没有加入赫赫有名的新月派，恐怕很难有人知道她的名字。
    当女性的活动空间及创作止于在自我的园地里浅唱低吟时，当她们还未获得与男性同等的话语权力时，她们与封建时代的女性一样，其人生命运大多伴随男性伴侣而升沉起落。在文学史上历历可数的封建时代的女性诗人如李治、鱼玄机、薛涛、苏小小、朱淑真、严蕊等，之所以为我们所知，与她们的身份、经历不无关联。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现代。如果不是打入国民党进行情报活动、与田汉发生非凡之恋的传奇经历，有谁还会记得烽火岁月里的抗战歌手安娥？如果不是被才女、汉奸、特工三个身份纠缠一生的坎坷人生，有谁还会记住曾蜚声上海文坛的关露？那些曾与知名男性发生某种联系的女诗人，自然更容易进入文学史，就像徐志摩之于林徽因，闻一多之于方令孺，杨骚之于白薇，王锡礼之于陆晶清，孙良工之于王梅痕。这些女诗人之所以被人知晓，其背后无疑都有着一段与著名男性暧昧的情感纠葛。我们可以记住莎士比亚翻译专家朱生豪，却记不住他背后的才女诗人宋清如……
    30年代女性诗人被遗忘的文学史命运，通过以下两份统计表可以清晰地呈现出来。 [10]
    表1：20年代文学史中男女诗人对比(11)
    表2：30年代文学史中男女诗人对比
    这里需要稍作说明的是，有人统计，中国现代文学史，截止1991年就产生了138种(15)，目前应该有不下三百种。这里虽然只抽样统计了8种，但这8种在笔者看来已经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王瑶本、刘绶松本是50年代个人撰写文学史的代表；林志浩以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编写本为基础的这个本子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在60年代的知识面貌；唐弢本虽然编写于60年代，却是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也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各种高校集体编写本所未能脱出窠臼的蓝本；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以来影响最大的是钱理群本，黄修己本在从唐弢本到钱理群本之间发挥着过渡作用；朱栋霖本和程光炜本则是面向21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建设的代表之作。这些本子影响广泛，我们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知识图景基本上就是由它们构造的。
    这一知识图景在统计表上显示，1920年代与1930年代，进入文学史的男性诗人是女性诗人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如果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参与创作的男性诗人与女性诗人的数量关系，那么，这里明显存在着女性诗人遭受压抑的状况。从表1、表2的对比来看，这种压抑状况突出地存在于30年代。20年代女诗人诗集出版量只占30年代约1/5，却被7部文学史提及并分析，还有4部予以重点分析；而30年代女诗人共出版诗集19部之多，并且还出版过4部女性诗人选集，这些女性诗人选集的出版是现代文学阶段独有的现象，但却没有1部文学史对她们进行分析。
    文学史的书写观念是，将合于时代主潮的作家作品顺利地纳入体系之内，而将边缘化的作家作品遗弃到“历史”之外。当30年代多元的文化格局消失，40年代的文化氛围空前紧张起来，女性诗人的创作空间便不复存在。文学史对历史事件进行筛选与淘汰的过程，自然就导致了30年代缺乏话语权、身处边缘地位的女性诗人被遗忘的命运。当女性不能因其男性伴侣而留名，也并无离奇曲折的人生经历而吸引男性读者时，即便曾经显赫一时，也无法纳入文学史之中。前文论述的《过渡时代的女性》的作者虞岫云，著有诗集《湖风》，曾在各种期刊上发有大量诗作，如今已经无人知晓，只是在鲁迅《登龙术拾遗》的注释中一晃而过。她因为上海大买办虞洽卿的孙女这个身份，而被鲁迅嘲讽为“女诗人”，被指责其内容充满“痛啊”、“悲愁“之词。(16)学界权威的贬抑和嘲讽无疑使得女性诗人进入文学史变得更加困难重重。
    刘福春在《寻诗散录》中有对30年代女性诗人选集的记录，文字简短，只是稍作介绍而非细致评论。他在文末说：“从1936年到1981年，时间隔了将近半个世纪，这样长的时间，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那些充满了火药味的年代，那些没有性别的年代，终于过去了。”(17)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直到1981年，才重见女诗人选集在台湾出版(18)，而在大陆，直到1984年，才有女诗人选集出版(19)。如果说这个长长的过程是由于风雨飘摇的中国在战火中接受洗礼，在动乱中遭遇炼狱，那么80年代至今，也未见一部专门研究现代女性诗人的著作问世。30年代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群体的创作，已经蒙上了厚厚的历史烟尘，成为历史镜像中无人问津的角落，成为研究者忽略不计的边角料。
    80年代以来，西方女权主义著作大量引介，加之新时代中国妇女的思想进一步觉醒，女性创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女性文学研究尤其是女性诗歌研究也开始蓬勃发展。80年代后期，国内开始出现研究现代女性文学的专著，如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刘思谦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游友基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审美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盛英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阎纯德的《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张衍芸的《春花秋叶——中国五四女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常彬的《中国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1949》（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专注女性文学研究的，大多是女性学者，并且，这些专著均以小说文本考察为主，对现代女性诗歌关注不够，所涉及的也大都只是少数知名女诗人的作品。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过度阐释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30年代女性诗人的诗歌创作这个一度繁荣灿烂的文学史现象，却仍然有待发掘。在现有文学史疆界之外，回归历史现场，寻找这些被放逐、被压抑的女性之声，有助于进一步修复与完善我们关于30年代的文学记忆。
    作者简介：余蔷薇，湖北荆州人，武汉大学文学博士，师从方长安教授。武大历史学院中国史博士后，现供职于武汉大学文学院。近年致力于中国新诗研究、文学史研究。曾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专著《现代诗学探索之二脉——胡适、胡怀琛比较研究》。
    注释：
    [1] 《当代文艺》，1931年第1卷第4期，陈穆如主编，神州国光社发行。
    [2] 同上，第5期。
    [3] 同上，第6期。
    [4] 同上，第2卷第5期。
    [5] 该数据依据田景昆、郑晓燕编《中国近现代妇女报刊通览》（海洋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所提供的“1898-1989年中国妇女报刊年录”统计。
    [6] 据朱联保回忆：“我亲眼看见的书店，在河南中路上，自南而北，店面朝东的，有文瑞楼、著易堂、锦章图书局、校经山房、扫叶山房、广益书局、新亚书店、启新书局、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会文堂书局等，其店面朝西的，有群益书社、正中书局、审美图书馆、民智书局、龙门联合书局等……在广东路中段，有亚东图书馆、文华美术图书公司、正兴画片公司等……在福州路上，自东而西，店面朝南的，有黎明书局、北新书局、传薪书店、开明书店、新月书店、群众图书杂志公司、金屋书店、现代书局、光明书局、新中国书局、大东书局、大众书局、上海杂志公司、九州书局、新生命书局、徐胜记画片店、泰东图书局、生活书店、中国图书杂志公司、世界书局、三一画片公司、儿童书局、受古书店、汉文渊书肆等；店面朝北的，有作者书社、光华书局、中学生书局、勤奋书局、四书局门市部、华通书局、寰球画片公司、美的书店、梁溪图书馆、陈正泰画片店、百新书店等……在苏州河以北四川路一带，可说是第二条文化街，那地方除商务印书馆分馆外，有新知书店、群益出版社、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水沫书店、天马书店、春野书店、南强书店、大江书铺、湖风书局、创造社出版部等十余家。”（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7] 参见刘恒：《女子职业与职业女子》，《东方杂志》1936年2月，第33卷3号，第101页。
    [8] 参见朱晓进：《政治化思维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论争》，《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9] 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
    [10] 表中女诗人诗集出版量根据贾植芳、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刘福春、徐丽松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诗歌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统计。不包括20年代诗集的重印本。
    (11)被提及，是指文学史中列出名字；被分析过，是指以诗作为例，对其风格作出大致介绍；被重点分析过，是指以诗作为例，对其整体风格以及不同阶段的风格作出详细的阐释。
    (12)所选文学史著作出处：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刘绶松著《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唐弢著《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林志浩著《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黄修己著《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钱理群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朱栋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程光炜著《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20年代女性诗人出版的4部诗集分别为：冰心著《繁星》，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冰心著《春水》，北京大学新潮社1923年版；CF女士著《浪花》，北京大学新潮社1923年版；吕沄沁著《漫云》，北京海音社1926年版。
    (14)此19部诗集具体见论文第一部分。
    (15)方圆：《厚积薄发的文学史反思》，《理论与创作》1996第5期。
    (16)见鲁迅：《准风月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
    (17)刘福春：《寻诗散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18)张默：《剪成碧玉叶层层——现代女诗人选集》，尔雅出版社1981年版。
    (19)阎纯德：《她们的抒情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