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最大的事？我认为是“三农”问题。什么是中国文学写得最多而又最难写的题材？我认为是中国的农耕文化与农民心理。什么人能把中国这件最大、最重要的事写好？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国农民的事情是可以成就一代又一代伟大的中国作家的。很多优秀的中国作家都尝试过这种题材的写作，有人成功了，有人失败了，有人仍在努力之中。我知道，中国作家永远会在这个领域里努力，因为这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中国文人们不变的情怀。
    当我打开这部由高艳国、赵方新创作的《中国农民书——“土豆大王”梁希森的梦想三部曲》时，我的心一下亮堂了。这部既拥有世俗体温，又极富精神内蕴的长篇报告文学，真实记录下了梁希森这样一位非典型企业家、非典型农民传奇而跌宕的人生历程，并依循其戏剧化的命运轨迹，观照了城市化背景下农民的艰难蜕变、乡村社区建设的文化生态，以及主人公梁希森在推进新农业发展中种种不为人知的艰辛苦涩和钉子般的愚公精神。
    此书共分天卷、地卷、人卷三大篇章。古语有云：《易》为三才之书，其言者三才之道也。三才先有天，后有地，而后有万物，人居于万物之中。作者将文本结构为天、地、人三卷是颇有深意的。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在“天卷”中，作者描述了梁希森在北京玫瑰园的一战功成，讲述了这位从鲁西北黄土地上走出的已近不惑之年的民营企业家如何凭着韧劲、智慧和胆识走向成功。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在“地卷”中，处于人生财富巅峰的梁希森并没有在地产界继续扩张，而是将关注点转向了养育他的故乡，他想带动父老乡亲一同致富，想“让梁锥人的脑壳敞亮敞亮”，于是他开始了梁锥新村的建设。作者细细摹写了乡野细民面临新鲜事物既向往又抵触的矛盾心理，写了梁希森这一具有前瞻性眼光的旧村改造行为的意义，走笔沉实，间或点缀颇有谐趣的民间轶事，在喜乐悲欣中记录下村野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碰撞。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人卷”中，梁希森盯上了鲜有人问津却能利国利民的脱毒马铃薯育种产业，不惜财力建起了国家级实验室、中国首个马铃薯博物馆，并翻山越岭不辞辛苦寻找最适合马铃薯育种的环境，在遭遇事业寒潮、资金短缺、几近破产的时刻，卖房卖车也坚持不懈，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希森薯业集团以诚信和坚持在市场上立稳了脚跟。
    《中国农民书》在艺术创作上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比如作者将人事的细微内蕴贴合在文本叙事潜流的细部，以情景再现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梁希森这样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使得整个文本散发着浓郁的抒情气质和民间气息。再比如，在梁希森形象的塑造中，作者没有采取传统的线性描写方法，而是在某个时间节点上巧加点染，如开篇：“一辆黑色红旗轿车开来，车门开处，一位身披灰黑色大氅、背头、略微发福的中年人吸着烟弓身钻出，人群像接到指令一样安静下来。中年人的面貌颇有女相，浓眉细目，高鼻梁，阔嘴巴。”寥寥几笔就将梁希森精明、霸气又朴实、宽厚的特点写了出来。现在许多报告文学作品被人贬抑，就是因为缺少细节的艺术性，直白得跟新闻报告差不多，这样的作品自然无法让人叫好。《中国农民书》的作者则是十分讲究艺术的书写者，而讲究艺术的书写者才能成为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此书语言质地结实硬朗，在平实化叙述的过程中，力求文本表意的口语化，作品言说的罅隙时见方言、谚语、俚语的穿插点染。文中的乐陵乡野风味的小调《大实话》也颇有味道。报告文学虽是偏叙事的文学样式，但在这部作品中却时常充溢着一股诗性的文本特质。
    高艳国曾对我说：“我只想讲述一个中国农民的梦想。”看完这部作品，我觉得他实现了这一梦想。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农民书》是一部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非典型农民的精神成长史和个人奋斗史，是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裂变的可贵标本；而创作者极具现场感的叙写还原、极富饱满度的人物刻写、极有弹性和张力的语言质地以及沉郁顿挫的情感表达，也使其成为近期诸多佳作中的佼佼者。有理由对作者的创作寄予更高期待，也相信他们在报告文学的疆场上能够走得更远。
    （《中国农民书》：高艳国，赵方新著；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此文为该书序言，刊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