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约七、八年前，写过一篇《鲁迅生命尽处的自我理性审视与调整——从〈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说起》。该文主要围绕鲁迅临终前怀念太炎先生的精神动机展开：1、鲁迅怀念章太炎的文章，隐藏多重心理动机和深刻精神线索，具有浓重的自我评价和自我确证色彩；2、进化论和阶级论是一种理性的认知逻辑和阐释工具，在鲁迅精神世界中两者具有互文性特点，但均非鲁迅的本源动力与终极信仰；3、在现实境遇尤其是革命阵营内部问题的刺激下，鲁迅寂寞心境中的不宽恕姿态，是他一贯直面黑暗的不屈战斗精神的展现；4、鲁迅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又开始了一个精神界战士新一轮自我形象的理性审视和思想信仰的自我调整。前三个层面的命题，论述较为透彻。但因种种限制，最后一个命题未能说透：这就是临终前的鲁迅，如何调整自己的政治信仰？如何重塑自我的精神动力？如何再造作为社会人和政治人的自我形象？但遗憾的是，那场规模罕见的“国防文学”大论战不久，鲁迅就去世了。他没能来得及将生命尽处的自我理性审视与调整，更全面、更真切地落实到有生之年。
    因为鲁迅的去世，这一命题具有了事实的难以确定性、理解的多重可能性和阐释的多维开放性。因为鲁迅自我理性审视与调整的戛然而止，我们只能依据他生前的种种“迹象”，进行一种设身处地乃至感同身受式的分析、判断与推论。悖论之处在于，这种分析、判断与推论，又因鲁迅自我理性审视与调整的未完成性，而缺乏最终的实证性和确定性。我们所能确证的，是诸多“迹象”的存在与支撑，使这一命题无法被证伪。解决这个命题面临这样一种困境，当然不能掩盖和否定该命题对于我们理解鲁迅尤其是后期鲁迅的重要性。其重要性更在于：鲁迅去世之后，因为鲁迅精神的典型性和辐射性、符号化和仪式化，这个命题常常以直接或变形的方式，再现于后来者的精神视野和价值场域；不但屡屡勾起后来者对历史的沉重记忆与痛切反思，而且深刻影响着后来者的精神构成与价值倾向。鲁迅身后留下的这个命题，仍然在拷问我们的灵魂。它不但关乎我们对鲁迅整体形象的理解、建构与阐发，而且关乎那段文学历史的叙事真实性和准确性。鲁迅虽死，但他依然在场。
    笔者对这一命题的关注，初源于对瞿秋白关于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这个所谓“定论”的疑惑。大约2001年左右，承蒙杰祥兄寄赠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英文版复印件，又引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后来，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这个命题对我们理解鲁迅尤其是后期鲁迅的重要性、不可回避性、不可替代性。正如李欧梵为《剑桥中华民国史》写的《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对夏济安观点的进一步阐发：“如已故的夏济安生动地概述鲁迅晚年时所说，左联的解散‘引发了他生活中最后一场可怕的危机。不但要他重新阐明自己的立场，就连马克思主义，这么多年来他精神生活的支柱也岌岌可危了’。左联的解散，突然结束了反对右翼和中间势力的七年艰苦斗争，鲁迅现在被迫要与从前的论敌结盟。更有甚者，‘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以其妥协性和专横性向他袭来，既表示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受挫，又表示他个人形象受辱。”显然，即使我们不考虑这个命题对后世的影响性与牵连性，鲁迅生命尽处的自我理性审视与调整，也足以凸显鲁迅和左联核心成员在人事、组织与具体观点方面发生纠葛的深层原因；背后隐藏着鲁迅精神世界一个重要而又内在的价值倾向与立场选择问题，即鲁迅后期社会理想和政治信仰究竟如何、将会如何的问题。
    关于这个命题的通俗而又“历史”的说法，我认为应该是鲁迅的“转变”。从这个视野和角度来看，这个命题的前身，在1928年革命文学论战时代就已闹得沸沸扬扬。1928年革命文学论战，是自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思想文化界最重要也是最热闹的事件，左翼的郑伯奇和右翼的李锦轩均有生动形象的描述。新文化运动中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此时或高升或退隐，可是鲁迅依然站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潮头，自然也就更引人瞩目。由于鲁迅先是和创造社、太阳社的激烈，后又“联合”；那么鲁迅加入左联后，“转变”问题不仅成为当时文坛的焦点，甚至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当时北平的东方书店，敏锐抓住这个文坛乃至社会的热点现象，在1930年底1931年初迅速出版了黎炎光编辑的《转变后的鲁迅》。该书上编是“鲁迅近作及其答辩”，中编是“拥鲁派言论集”（包括郭沫若的《“眼中钉”》、钱杏邨的《鲁迅》等大作），下编是“反鲁派言论集”（主要是梁实秋的文章）。至于散见在各类文章尤其是花边新闻中的相关言论，更是不绝如缕。私下的议论，也就可想而知了。
    鲁迅死后不久，又有不少人炒作当年的这段公案。1936年11月9日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一篇新闻报道《平文化界悼念鲁迅》。这篇新闻报道，综合社会各界对鲁迅去世的种种反响，提炼了当时人们聚焦鲁迅的四个热点问题，均瞩目于如何评价鲁迅。其中第二个，就是关于“转变”问题：“鲁迅于民国十六年后之二三年内，曾因创作态度问题，与当时属于前进之分子之创造社、太阳社等人物，从事笔战。其后民国十八年左右，氏之态度变更，左翼作家大同盟成立，前进文人，纷纷加入。宣言发表时，署名其首者，赫然为鲁迅氏。此后，即一贯的社会主义思想立场，发表言论，文坛上谓氏此时期态度之变更，为‘转变’。意谓由人道主义立场，转向社会主义立场也。”
    因为这篇报道，以及《质文》上郭沫若的文章和《中流》上雪苇的文章均论及“转变”问题，王任叔专门写了一篇为鲁迅辩护的文章《鲁迅的转变》。这篇文章的结论是：“鲁迅先生自始至终是个历史的现实主义者，一九二七年以后与一九二七年以前，他并没有什么‘转变’，或‘转变’得‘迟缓’。自然，随着历史的进展，鲁迅先生也迈征了，但那不是一般意义上说来的‘转变’，我以为。”王任叔的文章，表面上是否定“转变”命题的存在，但实际上不过是否定来自“左”和“右”两个阵营对鲁迅“转变”或“投降”的嘲讽与指控。这篇文章所特意着墨的，实际上是以鲁迅思想、精神的一贯性和连续性，来证明鲁迅“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与逻辑合理性；尤其“迈征”一词，看似异于“转变”或“投降”，其实终究离不开一个“变”字。
    如果说“转变”尚属中性词，那么它的另一个深含贬义的词“投降”，更是在当时的文人圈子中广为散播，几近贯穿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鲁迅死后更是波澜迭起，迄今依然涟漪泛起。只不过因为言论空间的逼仄，今之褒贬者均浅尝辄止而已。应该看到，与“转变”说的中性色彩相比，“投降”说满含贬损，是对鲁迅的一种恶意嘲讽与严厉指控。当时有一篇为鲁迅辩护的文章说：“代表资产阶级作家们，异口同声地说鲁迅在投降。与其说他们是侮辱鲁迅，不如说是挑拨离散普罗文学运动的实力。”其实，讽刺与指控鲁迅“投降”者，并不是“资产阶级作家”们的专利；考诸史实，有不少左联核心成员们，在私下乃至公开场合，就曾得意洋洋宣称“鲁迅向我们投降”，甚至伟大领袖有了钦定后还津津乐道。现在回过头去再看这段公案，个中的前因后果、是非曲直、余波所及，颇值得回味。尤其是再看看那些将鲁迅视为“同路人”或“党外的布尔什维克”的论调，历史的幽暗与复杂则更加发人深省。
    且不论那些关于“转变”的褒与贬。无论是出于尊重历史真相还是出于完整理解、阐释鲁迅的需要，由进化论转向阶级论、由人道主义立场转向社会主义立场，亦即鲁迅最后十年的社会理想、政治信仰与价值取向等问题，确乎是他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衍生问题，即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认同革命、加盟左联之后的艺术创造力问题。在鲁迅活着的时候，李长之就有敏锐的感觉：“鲁迅在这一个阶段里，一方面是转变后的新理论的应用了，一方面却是似乎又入于蛰伏的状态的衰歇。在这一时期，他的著作是不多的，他的文章，也又改了作风，并没能继续在上一阶段里所获得的爽朗开拓的气度。……大体上看，鲁迅时时刻刻在前进着，然而，这第六阶段的精神进展，总令人很容易认为是他的休歇期，并且他的使命的结束，也好像将不在远。”事实上，这个问题不但关涉鲁迅个人的艺术创造力问题，更关涉着人们长期难以直抒胸臆的文学与革命、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命题。
    有关“转变”命题的研究，迄今不但依然众说纷纭，更由于言论空间的有限性而难以透彻澄清。就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看，大多数著述对这一命题的探讨，思路和逻辑与当年的王任叔大致类似；即使异于“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与逻辑合理性的相关研究，比如一些海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者的相关研究，也大多也着眼于具体现象，亦即就事论事地分析鲁迅与左联核心成员的矛盾冲突，在更深层因素的揭示上往往是点到为止，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不是问题。应该充分而明确地意识到，鲁迅“转变”的历史必然性和逻辑合理性，固然是鲁迅精神世界的重要一维；但理想与现实的不一致性、理论与实践的不协调性，尤其鲁迅与左联核心成员之间的对抗性，所引发的鲁迅晚年精神世界的内在矛盾性和差异性，更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并加以辨析的关键问题。至于衍生的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认同革命、加盟左联之后的艺术创造力问题，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对革命是什么、政治是什么、文学又是什么等基本问题都难以准确和透彻的道出真相，那么这一研究难以进入问题的核心和实质地带就可想而知了。
    需要我们严肃思考的，或如阿伦特所说：“理解现代革命最难以捉摸然而又最令人刻骨铭心的地方，那就是革命精神——重要的是牢记，创新性、新颖性这一整套观念，在革命之前就已经存在，然而革命一开始这套观念就烟消云散了。”真相往往发生在革命的第二天。鲁迅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涉足“革命”，是不是同样也要面对革命精神、创新性和新颖性的烟消云散呢？由此透视鲁迅的“转变”及其衍生问题，尤其是鲁迅生命尽处的自我理想审视与调整，鲁迅自我的内在丰富性和复杂性，革命真相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可否以进一步清晰而准确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二
    之所以再回首鲁迅“转变”这个历史话题，自然是将鲁迅生命尽处的自我理性审视与调整，视为鲁迅“转变”历程的一个尾声。这是一个未完成的“转变”，但“转变”的种子毫无疑问已经萌芽。尽管鲁迅没有为我们留下类似从“进化论”到“阶级论”那样自我阐释的文字，但从他生命最后几年对“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的愤怒、指责和抱怨来看，尤其是在“国防文学”论战中的公开决裂，以及生命尽处仿佛回光返照般的高亢创作热情与昂扬斗志，足以显示一个新的“转变”已经处于乃至突破了临界点。由于人间鲁迅很快为死亡所捕获，由于鲁迅的公开决裂还只是呈现为具体的人与事，因此得出一个简单的“转变”结论自然显得武断。问题的关键，不是“转变”这个结论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理解与阐释鲁迅在生命尽处的那些“转变”迹象及其可能的走向。
    以鲁迅思想、精神的一贯性和连续性，来证明鲁迅“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与逻辑合理性，至今已觉不新鲜。且不说坊间那些五花八门的阐释，仅仅从人的存在的连续性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看，这种论证也具有重复论证的嫌疑，某种意义上只是证明了一个本来是不证自明的现象。正如有的心理学家所看到的：“我们人类在自己的一生当中，可以改变许多，然而却永远还是原来的自己——这一点最让我们惊叹。尽管自我同一性在不断更新、在一切关系领域不断拓展，尽管我们与周遭世界的关联不断变幻，我们的骨子里始终有不变的本色。”从一个人一生的事迹和史迹中，寻找大量现象来说明一个人思想与精神的“同一性”，难道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这类研究当然不是可有可无，而且依然还可以丰富和深化我们对研究对象的认知与理解。但对鲁迅这样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历史人物而言，在类似的论证已经比较丰富与充分的状态下，需要我们另辟蹊径，去关注鲁迅思想和精神世界中的那些矛盾性、差异性乃至断裂性的因素与现象。
    就一个人的存在而言，无论是转变还是不变、是断裂性还是连续性、是同一性还是差异性，除了那些来自于外在事物和现象层面的影响与刺激外，还有一个更为内在、更为隐蔽的立足点和动力源起着关键的支点作用。对鲁迅而言，这个更为内在的立足点和动力源，我以为就是他的“天真”。之所以有此印象，除了来源于阅读大量褒扬鲁迅的文字外，还来源于那个曾引起鲁迅误解和不屑的沈从文。沈从文在鲁迅的生前身后，尽管留下了不少对鲁迅的“微词”，但这并不妨碍他内心深处某些层面对鲁迅的认同和共鸣。尤其那篇写于天地玄黄、改朝换代之际的《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刻意对鲁迅《〈呐喊〉自序》的那段模仿性叙事，难道不是处于文学理想国轰然倒塌临界点的沈从文，在鲁迅的命运中感受到了自我的某种相似性？难道不是在鲁迅因“天真”而与世相违带来的那种寂寞、无奈和痛苦中，寻找到了高度的认同与共鸣？
    事实上，沈从文对鲁迅“天真”个性的认同与共鸣，不仅仅是自己将要落难之际的某种心理应激，而是有着一贯性和连续性的认知与评价。众所周知，因“丁玲信”事件，鲁迅与沈从文互有“微辞”。鲁迅在1925年4月30日“得丁玲信”，尔后将这封信判断为沈从文的化名来信：“且夫‘孥孥阿文’，确尚无偷文如欧阳公之恶德，而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然而蔽座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这一事件经过后人的研究，已经证明是鲁迅误判。但鲁迅之所以是鲁迅、沈从文之所以是沈从文，在于他们不以私人之好恶抹煞对方之光彩。比如鲁迅在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谈话中，将沈从文列为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来的最优秀的作家”、“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之一。如果“丁玲信”事件是引发沈从文对鲁迅颇多“微词”的原因，也属人之常情。但沈从文同样能“避免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公正、客观地看待并充分肯定自己看到的鲁迅的“可爱处”和“可尊敬处”。
    在1926年发表的《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中，沈从文如是评价鲁迅：“把他四十年所看到的许多印象联合起来，觉得人类——现在的中国，社会上所有的，只是顽固与欺诈与丑恶，心里虽并不根本憎恨人生，但所见到的，足以增加他对世切齿的愤怒却太多了，所以近来杂感文字写下去，对那类觉得是虚伪的地方抨击，不惜以全力去应付。文字的论断周密，老，辣，置人于无所脱身的地步，近于泼剌的骂人，从文字的有力处外，我们还可以感觉着他的天真。”在1934年出版的《沫沫集》里的那篇《鲁迅的战斗》中，沈从文不但认为“对统治者的不妥协的态度，对绅士的泼辣态度，以及对社会的冷而无情的讥讽态度，处处莫不显示这个人的大胆无畏精神”，更认为鲁迅的战斗“还告了我们一件事，就是他那不大从小厉害打算的可爱处。从老辣文章上，我们又可以寻得到这个人的天真心情。懂世故而不学世故，不否认自己世故，却事事同世故异途，是这个人比其他作家名流不同的地方”；而且将之与他认为趋时、世故、懂得获得“多数”的郭沫若相比较，认为“鲁迅并不得到多数，也不大注意去怎样获得，这一点是他可爱的地方，是中国型的作人的美处。这典型的姿态，到鲁迅，或者是最后的一位了。……使‘世故’与年青人无缘，鲁迅先生的战略，或者是不再见于中国了！” 应该说，判定鲁迅“天真”，不仅是沈从文的一种理性判断与陈述，还是他阅读鲁迅的一种心理体验和精神感悟。比如，在1940年发表的《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中，沈从文就说周氏兄弟“一个充满人情温暖的爱，理性明莹虚廓，如秋天，如秋水，于事不隔。一个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情感有所蔽塞，多愤激，易恼怒，语言转见出异常天真。”
    无论是在为人层面还是为文层面，沈从文都将“天真”这项桂冠戴在鲁迅头上。从某种意义上看，沈从文堪称鲁迅的一个“另类”知音。在沈从文的字典中，“天真”这个词意味着什么？过多的推断或许有妄作解人之嫌。但沈从文用“天真”一词来评价“五四精神”，则是一个重要的价值参照系。比如他在1940年发表的《“五四”二十一年》中说：“世人常说‘五四精神’，五四精神的特点是‘天真’和‘勇敢’。” 在1948发表的《纪念五四》中，更是用这个词进行深度阐释：“五四精神特点是‘天真’和‘勇敢’，如就文学言，即生命青春大无畏的精神，用文字当成一个工具来改造社会之外，更用天真和勇敢的热情去尝试。幼稚，无妨，受攻击，也无妨，失败，更不在乎。大家真有信心，鼓励他们信心的是求真，毫无个人功利思想夹杂其间。要出路，要的是信心中的真理抬头。要解放，要的是将社会上愚与迷丢掉！改革的对象虽抽象，实具体。一切出于自主自发，不依赖任何势力。”过多的联想或许容易引发误判，正如鲁迅将“丁玲信”误认为是沈从文扮作女人来信一样。但沈从文用同样的“天真”一词，来评价鲁迅和“五四精神“，是否蕴含着他眼中鲁迅的真正价值所在呢？
    “天真”一词固然有多重含义，但在沈从文那绝不流俗、个性十足的语言运用中，绝非是图样图森破之类，而是表征和形容来自人之天性的真实、真诚、本真、纯真、善良、正直、赤诚、坦荡等类含义，与《老子》所谓“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孟子》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等古之论述，含义取向大致类同；与世故、圆滑、虚伪、投机、欺诈、蒙骗、无特操等品格，毫无疑问是截然相反。具体到鲁迅，则主要指涉其在人格、个性、品行、节操等方面的特征和品质，尤其是这些特征和品质在精神境界层面所抵达的高度。其实，不仅仅是沈从文慧眼独具。用“天真”或类似词语来评价鲁迅个性、品质和人格者，在鲁迅的时代不乏其人。仅列举几例有代表性的评价。比如张定璜认为：“鲁迅先生不是和我们所理想的伟大一般伟大的作家，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狭窄。然而他有的正是我们所没有的，我们所缺少的诚实。”比如张申府对鲁迅的“真”，是只嫌其少不嫌其多：“他的东西，实在看了令人痛快。他不是一般的文人。他的东西似乎有时过损。也不是一般文人的损法。人的最不可恕的毛病是虚伪。鲁迅是恰与这个相反的。……鲁迅的文章只应向更真切处作。”鲁迅去世后，上海《时事新报》专门刊登了一篇特写《盖棺论定的鲁迅》，专辟一节“不知世故是天真”，直言：“我以为‘天真’是鲁迅的本性。”
    人之“本性”，通常状态下要展现于人之言行和日用人伦，从而为他人所感知与评价。源自“本性”又体现于日用人伦的“天真”，不但为鲁迅赢得了如沈从文这样“睽违已久”的“另类”知音的高度认同，更在友善者那里获得深切共鸣，比如曹聚仁比之于伊尹：“孟子说伊尹将以道觉斯民，自任以天下之重，但一面说：‘伊尹耕于有萃之野，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人’。这才是鲁迅先生人格的写照。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的分野正在于此，胡适先生爱以他的学问地位‘待价而沽’，鲁迅先生则爱受穷困的磨折，并不曾改变他的节操，至死还是‘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人’（见《遗嘱》）。”再比如李长之感慨他的坦诚和担当精神：“在中国，自己敢于公开承认是左翼（《南腔北调集》，页四六）而又能坚持其立场的，恐怕很少很少，许多怕落伍，又怕遭殃，就作出一种依违两可的妾妇状了，即此一端，也可见鲁迅的人格。”
    我们不难发现，在沈从文和鲁迅的其他同代人眼中，“天真”不是口无遮拦的率性或者固执己见的任性，而是鲁迅审慎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天然之良知、自我之意志、处世之伦理、耿介之情操在为人为文等层面展现出来的特性，是鲁迅个性、人格、品质的代名词，是鲁迅精神一个弥足珍贵的象征。“天真”背后所矗立的，是鲁迅对“赤子之心”的葆有与秉持，对真实自我的矢志不移的坚守。这种展现、葆有、秉持和坚守，不但与趋时、趋利、媚世、媚势、媚权、世故、虚伪、圆滑、投机等品性无缘，而且绝不屈服于外在的任何压力与诱惑；只会听从自己内心深处的召唤，只会服从真理、正义和良知的引导；至少也得经过深思熟虑，才会走向自己认为是“真”的那一面，亦即黑格尔所谓的“由自己决定自己是什么”。 由此可见，别人眼中的那个鲁迅的“转变”或“投降”，表面看是来自某种主义、思想、理论的魅力、蛊惑或者“围剿”；但根本的立足点和动力源，来自于鲁迅精神世界的某种自我深层心理需要，来自于鲁迅自身道德标准、伦理规范和价值情操的内在支撑，来自于鲁迅人格建构和自我意志的诉求、延伸与扩展，是鲁迅的“由自己决定自己是什么”。所以，如果与那些宏篇大论所阐释的“转变”必然性与合理性相比，倒是鲁迅死后的一篇新闻特写，更简洁明快地凸显了鲁迅的个性、人格与品质：“鲁迅的自信力很强，旧的东西他看不来，新的东西因为愿心许得太过，他又不相信，他只要他要说的话，骂他所要骂的人。他执笔为文，自由自在，不受别人的拘束，不受什么旗帜的哄骗。”
    可以删繁就简地认为，“天真”既是鲁迅人生选择与价值取向的内在立足点和动力源，又是鲁迅自我坚守在日用人伦领域的具体展现形式。换句话说，“天真”的本性是鲁迅思想和精神的一个原点，一切来自本性之外的思想、理论、观念等精神元素和心理体验，最终都要经过“天真”这个自我本性标尺的认同或者拒绝，然后才外化为日常言行和日用人伦中的取舍。由此来看，鲁迅所接受和信奉的，必定是经过“自我”深思熟虑、审慎思辨而独立选择的；让他再逾越真理哪怕是一步，都需要他重新进行分析和判断。对于鲁迅的坚守自我的本性，敌对阵营的直言不讳，有时比同一阵营的谀辞更接近事实本身。1937年1月25日，叶公超在《晨报》发表了一篇《鲁迅》。该文因为颇有讽刺、攻击之嫌疑，遭到了左翼阵营的抨击。逆耳之言固然并非全是“忠言”，但“忠言”也并非不能来自对立面。叶公超是否有指摘之意暂且不论，但他的确抓住了鲁迅精神中“自我本性的坚守”这样一个重要的命题：“他实在始终是个内倾的个人主义者，所以无论他一时所相信的是什么，尼采的超人论也好，进化论也好，阶级论也好，集体主义也好，他所表现的却总是一个膨胀的强烈的‘自己’。”
    倘若这个“自我本性的坚守”，采取“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姿态，倒也与世无争。问题的关键在于：当这个“膨胀的强烈的‘自己’”，采取积极入世的姿态，在“由自己决定自己是什么”之后，加入一个不需要有“自己”、仅仅需要“自己”去“服从”和“服务”的组织或团体时，会遭遇到什么呢？汉娜·阿伦特在论及某些主义及其作为时说，它“宣传的真正目的不是说服，而是组织——‘无须拥有暴力手段而能累积权力’。出于这个目的，意识形态内容的创新只能被看做是一种不必要的障碍。”鲁迅有没有意识形态内容方面（比如文学与阶级、政治等等的关系）的创新或可不论，就是保持自我的独立性与自我的主体性这么一件事关个体自由之事，难道也是可能的吗？难道不会被视为一种障碍吗？
    三
    章乃器的挽联“一生不曾屈服，临死还要战斗”，堪称道尽鲁迅悲壮生命历程的神来之笔。可是这悲壮的战斗姿态，何尝不是鲁迅的无奈和痛苦所在？沈从文曾为已死的鲁迅感慨：“对工作的诚恳，对人的诚恳，一切素朴无华性格，尤足为后来者示范取法。……至于鲁迅先生那点天真诚恳处，却用一种社交上的世故适应来代替，这就未免太可怕了。因为年青人若葫芦依样，死者无知，倒也无所谓，正如中山先生之伟大，并不曾为后来者不能光大主义而减色。若死者有知，则每次纪念，将必增加痛苦。//其实这痛苦鲁迅先生在死后虽可免去，在生前则已料及。”其实，这痛苦死后虽可免去，生前又何尝只是料及？鲁迅最后十年尤其是生命尽处的最后几年，在自我心理体验上难道不是饱尝了“痛苦”的煎熬与折磨？而这“痛苦”的不堪，又岂是“谬托知己”、“沽名获利”的“敲门砖”所能言尽？
    鲁迅最后的十年，虽然是他的地位和声望如日中天的时代，但在精神和心理上他有多少悠闲、惬意和舒适呢？尤其是临终前那几年所遭受的精神压力与心理伤害，应该丝毫不亚于他生命中的其他“黑暗”时期。许广平记载过一件令人黯然的事：1936年的夏天，鲁迅已经病入膏肓，病症稍有减轻后，“在那个时候，他说出一个梦：他走出去，看见两旁埋伏着两个人，打算给他攻击。”指责鲁迅者，或许说这是他有“迫害狂”的佐证。但如果尊重史实、了解鲁迅当年处境者，不能不承认：这个梦，就是简单的日有所想、夜有所思，是过多的焦虑、压力乃至恐惧在梦境中的变形和回响；真正的来源绝非出于鲁迅的向壁造车，实乃发生在鲁迅身边的那些来自外界的种种“攻击”。
    一个人面对来自外部世界的“攻击”，首先触发的是心理的应激和精神的防卫，是感觉、直觉、情绪、情感、潜意识等层面的本能反应，其后才是知性和理性的分析与判断。即使后发的知性分析和理性判断，能对“攻击”的性质做出“合理”的解释与认定，在思想与观念上化解和谅解“攻击”的攻击性质；也难以代替更难以消除感觉、直觉、情绪、情感、潜意识等层面的心理应激和精神防卫的高度紧张印迹。解铃还须系铃人，“攻击”的化解和消除，最终要依靠日用人伦中基本的、正面的日常事实体验和心理感受进行累积式修复与改善。简单概括，对“攻击”性质的评判或者说是否“敌人”的最终判断，既来自于自我理性的审视、分析与认定，更来自精神和心理底层的感觉、直觉、情绪、情感、潜意识等层面的更基础、更内在切身感受与体验；既来自于价值领域的参照与指引，更来自于经验领域的印证和支撑。
    说一千道一万，外人的评价终究是隔岸观火，最权威的认定当然要来自当事人。即使当事人的认定从价值领域或理性判断上看是错误的，也不能代替和抹煞当事人在精神和心理层面的那些负面的切身体验与实际感受的客观存在性和真实性。简单说，是否是攻击，是否是对手，是否是敌人，最终要取决于当事人最终的综合理解与判断；因为“攻击”不是指向你我，而是引发了当事人的应激与防卫，主要针对当事人产生影响、发生意义。鲁迅一生所面对的攻击和敌人，的确数不胜数。那么最后十年尤其临终前的那几年，鲁迅自己认定的主要的攻击和敌人是什么呢？熟读鲁迅最后十年的著述和书信者，从鲁迅的无奈、不满、厌恶、讽刺、抱怨、指责乃至最终发难来看，自然不难发现鲁迅在经验领域和精神、心理层面遭受压力、折磨和痛苦的主要来源所在。仅举几例就可一叶知秋：
    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
    我之退出文学社，曾有一信公开于《文学》，希参阅，要之，是在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人暗算也。
    但，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但我是还要照先前那样做事的，虽然现在精力不及先前了，也因学问所限，不能慰青年们的渴望，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
    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战，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身体不好，倒是年龄关系，和他们不相干，不过我有时确也愤慨，觉得枉费许多力气，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
    或说，鲁迅树敌多多，来自同一阵营的不能算做敌人，只能算是“人民内部矛盾”。俗语说的好，站着说话不腰疼。给当事人造成的精神压力和心理伤害，可是只有当事人去承担！廉价的理解、同情和开导无济于事。在鲁迅眼中，敌人不足惧，叭儿不足惧。那么，是谁让他为之焦虑、疲惫、可怕和难以名状的愤怒呢？难道不是那些精明的“青年”、“自己营垒的蛀虫”和口是心非的“战友”？难道不是那些“元帅”、“工头”、“英雄”、“指导家”、“状元”们？如果尊重鲁迅的个体经验和心理感受的话，那么给鲁迅造成精神压力和心理伤害的，不是一目了然吗？熟知鲁迅最后十年经历者，尤其熟知鲁迅与左联关系史者，不难看到真正或者主要给鲁迅造成精神压力和心理伤害的，究竟来自于谁、自于何方。
    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这种精神压力和心理伤害不可避免地要给鲁迅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领域，带来理性和感性、理论和经验等诸多层面的矛盾感和混乱感，很容易引发他内在精神世界难以避免的矛盾、差异乃至断裂，使他对自我本性的坚守处于进退失据的多重困境。当年一篇嘲讽鲁迅的文章，或许充满恶意，但至少在现象层面点出了鲁迅的困境所在：“既然做了CP在文学上的‘旗手’，当然一切文学上的理论都须跟着CP的政治主张走，于是由‘普罗列塔列亚文学’而走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纵然受到了同志们以及社会人士们的诽笑责难，也只有硬着头皮作‘韧性’的斗争，这种‘哑子吃黄莲’的苦闷，我们也应该替死了的人坦白申诉的。……鲁迅在后期文坛生活中，最凄惨的无过于由‘普罗文学’转变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段。”事实上，对于这种“哑子吃黄连”的境地，作为当事者的鲁迅本人，比谁都清楚；个中甘苦，可谓冷暖自知：“今天要给《文学》做“论坛”，明知不配做第二，第三，却仍得替状元捧场，一面又要顾及第三种人，不能示弱，此所谓‘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也。”
    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饱受疾病的折磨；最后的几年，更是病入膏肓。他在抵抗疾病、衰老等不可抗力的同时，还要去迎战来自外界的“攻击”。那时的鲁迅，该是怎样的力不从心与苦不堪言呢？对于鲁迅自身来说，如果真能如他所说的去“回避”，那么这些也就不会构成精神和心理层面的压力、折磨和痛苦。但他又“毫无退缩之意”，不想放弃对自我本性的坚守；宁肯“横站”，也要直面这惨淡的人生。鲁迅的同代人、俄罗斯的别尔嘉耶夫曾说：“革命是使人贫乏也使人丰盈的一种重要体认。”毋庸多言，造成鲁迅既想回避又毫无退意状态的根源，来自于他最后十年所投身的“革命”领域，来自于他自己对“革命”的切身体验与感受，来自于革命的“诱惑与奴役”。
    考诸鲁迅一生的史迹，对于革命，无论是在经验和现象层面还是在理性和理想领域，鲁迅的独特之处在于始终都能秉持自己内在的认识和独立的判断，绝难接受政治势力、社会团体、领袖权威、人情世故等外部因素的左右与摆布。需要注意的是，鲁迅对革命的认识、理解、判断和感觉，具有整体性思考和经验主义特征，即立足于人类社会的总体视野来衡量革命的事实、价值和意义。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对革命现象与革命本质的打量与审视，尽管主要侧重于共产党的革命，但这也只是他所思考的人类社会革命链条中的一环。当然，这一环毕竟是他感受最深切、体会最复杂的一环。所以，当他从理性和理论的领域介入到经验的和实践的领域，从革命的旁观者纵身跃入革命的洪流；理性的、理论的乃至理想的革命形态与经验的、实践的和现实的革命形态之间的重大差异和矛盾，也就如影随形的矗立在他眼前。或许，之前的惶惑和疑虑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因为革命实践的复杂性而日益加重。
    应该说，鲁迅对共产党革命的认同与参与，迥异于同一阵营的那些职业、半职业革命文人们的狂热、献身与尊奉。王任叔的判断是恰切的：“他一开始就对于人类有个伟大的理想，而欲实现这理想，他又不欲空谈而注重实作。”对鲁迅而言，认同和接受共产党的革命理念与革命理想，是他“不欲空谈而注重实作”的具体表现。但认同与接受，只是意味着他将之视为看待社会发展与变革的一种思想框架和理论武器，很难说会构成他自我存在本性的动力源与终极信仰。正如叶公超所言，无论是超人论还是进化论，无论是阶级论还是集体主义，这些只不过是鲁迅的“自我”在不同人生时段的价值取向的选择而已。尤其是超人论和进化论逐渐丧失自我阐释、自我推动的能量后，鲁迅精神世界在理性认知层面的对比逻辑和经验事实层面的参照意识，在历练中必然渐次增强；鲁迅自我坚守与选择中的警惕性，当然也会水涨船高。
    这就不难理解鲁迅在逐渐认同与接受“革命”的同时，为何始终保持着冷静、慎重甚至是怀疑。早在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年代，鲁迅对自我与革命就有清醒的定位：“老实说，远地方在革命，不相识的人们在革命，我是的确有点高兴听的，然而——没有法子，索性老实说罢，——如果我的身边革起命来，或者我所熟识的人去革命，我就没有这么高兴听。有人说我应该拼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为然，但如叫我静静地坐下，调给我一杯罐头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到了1928年革命文学论战时代，在已经基本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解、阐释社会发展与变革的一种思想框架和理论武器后，鲁迅依然没有减少对革命前景的忧虑与警醒：“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这并非指赤化，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如此。但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虽是投机，成败之数也不能预卜的。”
    暂且不论鲁迅对革命的认识与理解，是否主要来自于经验主义和现象层面的支撑。即使在理论、理性乃至理想层面，鲁迅的认同与接受也不是盲目和尊奉，而是有着极其鲜明的独立性和悲观主义色彩。比如他对革命及其前景的忧虑与预估，迄今依然振聋发聩：“古时候一个国度里革命了，旧的政府倒下去，新的站上来。旁人说，“你这革命党，原先是反对有政府主义的，怎么自己又来做政府？”那革命党立刻拔出剑来，搁下了自己的头；但是他的身体并不倒，而变成了僵尸，直立着，喉管里吞吞吐吐地似乎是说：这主义的实现原本要等到三千年之后呢。”仔细琢磨鲁迅这段话的剑锋所指，我们不能不联想起多少年后霍弗的看法：“如果一种教义不是复杂晦涩的话，就必须是含糊不清的；而如果它既不是复杂晦涩也不是含糊不清的话，就必须是不可验证的；也就是说，要把它弄得让人必须到天堂或遥远的未来才能断定其真伪。”
    人们常说，理论是灰色的，唯有生命之树长青。假使这种忧虑和预估，只是出自于虚无思想、悲观主义对鲁迅产生的影响与惯性，那么革命的光辉灿烂图景会用活生生的事实去矫正。可是，当一种理论和理想仅仅是在口头上蛊惑人心，常常无法获得经验和现实层面的支撑；或者说经验和现实层面的观感，足以架空理论和理想时，会对一个认同者、接受者造成怎样的震荡、冲击和精神困扰呢？仅从鲁迅对同一阵营革命文人们的观感中，就可以印证他所面临的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差异和矛盾。比如王平陵曾讽刺和攻击左翼作家说：“大多数的所谓革命的作家，听说，常常在上海的大跳舞场，拉斐花园里，可以遇见他们伴着娇美的爱侣，一面喝香槟，一面吃朱古力，兴高采烈地跳着狐步舞，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度他们真个消魂的生活。明天起来，写工人呵！斗争呵！之类的东西，拿去向书贾们所办的刊物换取稿费，到晚上，照样是生活在红绿的灯光下，沉醉着，欢唱着，热爱着。象这种优裕的生活，我不懂先生们还要叫什么苦，喊什么冤，你们的猫哭耗子的仁慈，是不是能博得劳苦大众的同情，也许，在先生们自己都不免是绝大的疑问吧！”王平陵是不是污蔑革命文人暂且不论，关键是鲁迅怎样看待这些现象呢？
    在处于“忍耐”且还不便发作的“联合”时期，鲁迅就毫不隐讳自己的厌恶和鄙夷：“创造社开了咖啡店，宣传“在那里面，可以遇见鲁迅郁达夫”，不远在《语丝》上，我们就要订正。田汉也开咖啡店，广告云，有“了解文学趣味之女侍”，一伙女侍，在店里和饮客大谈文学，思想起来，好不肉麻煞人也。”[1]对于革命实践中那些违背革命理想和革命伦理的人与事，鲁迅的鄙夷、不屑与不满更有众所周知的“梯子论”可以佐证：“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连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由具体而实际的革命现象得来的这类经验和体会，在鲁迅最后十年的著述尤其是书信中，可谓比比皆是。相信识者能察，自不必多言。
    四
    如果说理论、理性和理想层面的疑惑和矛盾，不足以给鲁迅带来精神压力和心理伤害；那么在现实和经验领域遭遇的“革命”之种种“真相”，尤其是他那独立的自我所遭受的种种“围剿”，如果在日积月累中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他认识、理解和判断革命的整体性和经验主义思维模式，显然要遇强则强，足以引发他再次乃至多次的重新审视他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框架和理论武器。鲁迅置身其中又难以摆脱的革命之种种矛盾、种种纠葛与种种斗争，当然也会再次乃至多次诱发和强化他在理性和理想层面本来就已存在的怀疑主义和虚妄感。从外到内的如此种种，如果量变累积到质变，则足以“轰毁”鲁迅在思想和精神领域的连续性和一贯性，进而导致差异性、矛盾性乃至断裂性的产生。鲁迅那个独立的、膨胀的、强烈的“自己”，在寻求新的存在动力源层面上，势必又会要求“自己”开始新的一轮“从新做过”。
    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时代，鲁迅之所以在理性层面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怀着理想主义精神投入到革命事业，必定有着来自历史、现实与理想诸多层面的深刻复杂原因。在众多的阐释中，大众哲学家艾思奇的理解可谓高人一筹：“‘五四’以后鲁迅先生所以终于能够走到辩证唯物论的方面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正是由于他在战斗中看见了真正民主的现实力量（不是借多数以压制别人，而是以创造多数人和全社会的友爱合作自由发展的高级社会为目的，以争取一切人能以同志关系相待而又不妨碍相互的个性发展的合理社会为目的的现实力量）——即无产阶级力量的缘故。”艾思奇的解释堪称高屋建瓴，尤其是括号里面的解释，不但符合原典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而且将实现人类社会理想模型的巨大可能性（亦即革命的诱惑性）突出出来，切合了鲁迅“对于人类有个伟大的理想”一贯憧憬与自我诉求。问题在于，鲁迅在理性和理想层面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否意味着他在实践领域完全认同与信任这一主义的实践者们呢？按照当年论战的说法，谁有资格革命？谁是推动革命的主体？经验层面的无产阶级能够就必定是“真正民主的现实力量”吗？
    应该说，鲁迅并没有将那些革命实践者等同于革命事业本身，反而是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带着浓重的怀疑精神和忧虑意识，去看待他的新同盟者们。正如王任叔所说，鲁迅是个历史的现实主义者。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与教训，时时刺激和提醒他去察其言观其行。鲁迅的评判标准，更多的是经验的、历史的与现实的，而非理论的、理想的和虚拟的。
    鲁迅对革命实景的警醒、对革命前景的忧虑，尤其是对诸多“友军”们的不屑与不满，和别尔嘉耶夫对“革命创造新人”的焦虑异曲同工：“马克思在青年时的论著中曾说，劳工不具有人的高质，他们是更加非人性、更加丧失人的本性的生存。但后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却产生出关于无产阶级的神话，其影响甚大。这种弥赛亚论认为，劳工群众比有产者群众更优秀，更少堕落，更赢得同情。其实，劳工也一样被依赖感、仇恨和嫉妒所支配，一旦胜利，他们也会成为压迫者、剥削者。……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缺乏经验的真实，仅是知识分子构想的一项观念和神话而已。就经验真实来说，无产者彼此就有差异，又可以类分，而无产者自身并不具有圆满的人性。”鲁迅当然深谙革命摧枯拉朽又泥沙俱下的道理，当然知道再神圣的事业也必须由具体的个人去承担与实践，当然明白革命的预言与承诺往往迥异于革命的现实与后果。但面对来自历史的浓黑经验与教训，他也只能“梦坠空云齿发寒”：“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这沉重而肃然的感叹，当然不仅仅来自于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正在发生的革命的错综复杂景观，日益积累的负面经验与体会，更足以使他担心这一革命的历史将会重演。
    鲁迅很清楚，自己终究不过是革命的一个同路人。当他向冯雪峰抱怨说“你们到来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 难道不是强调自己并不属于“你们”？难道不是在内心深处已经彻底感受到“你们”一词的幽暗？如果说，因为与冯雪峰、瞿秋白等人的良好关系，鲁迅和前期左联的合作，大致还算顺利。可是，随着他们的离去、新的掌权者登上舞台，鲁迅和左联也就渐行渐远，终致势如水火了。郑学稼曾说：“‘中国的高尔基’对于的文化政策的执行者，不是完全服从的，也有反抗。但聪明的他，把反抗的事件，化为对付个人。”如果说在左联的前期，鲁迅“把反抗的事件，化为对付个人”之说尚能成立，那么面对左联后期发生的越来越多的“攻击”事件，他还会把问题的根源仅仅定位在“个人”吗？
    他给两萧抱怨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究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他对胡风诉苦说：“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仔细琢磨鲁迅的用语，虽然不必过度阐释，但也决不可忽略鲁迅用语背后的复杂含义，比如为何说“友军”而不是“同志”或“自己人”？“里面”仅仅是一个指称代词吗？又为何“冷”而“灰心”呢？这些词语背后有没有蕴含着鲁迅潜意识的心理界限乃至精神防卫呢？
    郑学稼曾经勾画过“左联”的文艺运动路线图：“在一九二七年，中共的‘八七会议’以后，它的文艺政策，就是要建立以成仿吾、李初梨们为代表的‘普罗文学’。到一九三二年‘红军’有了根据地，并建立‘苏维埃政府’后，它的文艺政策，是呼喊创造‘社会主义的写实文学’，因为中共把江西的‘天国’，成为‘社会主义’的社会。但这只算是过去的尘迹。历史告诉我们，自从希特勒上台，第三国际的主席由史米特洛夫充当起，中共执行它的决议：从事‘民族阵线’的运动，不需要那‘苏维埃政府’，并高挂‘国防政府’的大牌。既然在政治上有了激变，那在文化中也不能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变更。由于产生了‘国防文学’。” 无论怎么说，具体的“个人”是没有能力决定这一文艺运动路线图的，除非掌握足够的权力，更何况这一路线图的设计与规划来自于苏俄的遥控。正如鲁迅看到了“你们”，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个人”，而在于由无数那样的“个人”构成的一个所谓的“里面”，乃至“里面”的“里面”。“里面”乃至“里面”的“里面”的个人，也必须按照“里面”的最高政治意志去执行组织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计划；否则自行其是就会成为严重违背组织的背叛行为。“个人”之于群体、组织和运动，实在是可以微不足道。
    关于当年“联合”的原因和内幕，鲁迅必定比今天的我们知道和感受的更多。曾经和鲁迅和左联论战的梁实秋，后来讥讽说：“我离开上海到青岛，‘普罗文学’也不久便急剧的消灭了，其消灭的原因是极有趣味的，是由于莫斯科的一场会议，经过的情形具见于美国伊斯特曼所著《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中。没有货色的空头宣传当然不能持久，何况奉命办理的事当然也会奉命停办！” 当年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们放下“武器”，向鲁迅举起橄榄枝，实乃执行组织命令而非内心的心甘情愿；倒是前前后后的一系列“围剿”，颇能代表他们的真实意愿和个体意志。如果说矛盾、纠葛和斗争仅仅来源于“个人”，那问题反而好解决，等着真正的革命者到来就是。但鲁迅知道，他面对的只是“友军”，是“你们”。“友军”们能够“奉命办理”，但“由自己决定自己是什么”的鲁迅，能够“奉命办理”吗？
    或许正如革命文学论战时对手们对他的嘲讽与抨击，不放弃独立性和理想主义的鲁迅，势必会成为“中国的堂吉诃德”。假如鲁迅没有在1936年死去，而是依然活着，结局又如何呢？在鲁迅死后的第六年，有人把他和王实味做了一个比较，颇令人遐想：“鲁迅毕竟比王实味的运气好，他毕竟没有到过革命圣地，过去的‘苏区’或现在的‘边区’。如果象王实味那样倒霉鬼到了‘边区’，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气氛中，依他老人家那种对于黑暗特别敏感和嫉视，他的笔底下恐怕比王实味还要感到黑暗而无望。……如果鲁迅也到了延安之类的地方，是否能够避免王实味的感到寂寞空虚，因而愤怒，更尖锐地搜索生活的缺点，在文艺创作上暴露黑暗面，依鲁迅过去的作品看来，谁也不能保险？幸得鲁迅没有到过这种‘新生活环境’中，所以他没有象王实味那样套上‘托派’罪名。”然而，这终究是假设，因为鲁迅倒在了病魔和攻击中。他当然不会去“圣地”，当然也不会知道后来的“毛罗对话”，更不会知道那句流传甚广的“倘若鲁迅依旧在，天安门前等杀头”。但在见到冯雪峰的大约两年前，他就预知了命运的某种可能：“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郁达夫评价鲁迅说：“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此评价用之于鲁迅如何对待革命，诚乃不刊之论。之所以说鲁迅认同与接受马克思主义，只是他视之为看待社会发展与变革的一种思想框架和理论武器，而不能构成他自我存在本性的动力源与终极信仰，就在于他是在中外古今的格局中、在历史与现实的错综复杂中、在人类革命链条的视野中，来认同与接受这一事业的。这种认同和接受，只能是他“对于人类有个伟大的理想”的一个“中间物”。差异、矛盾和断裂之处在于，当革命阵营里的“蛀虫”充斥在他四周，当革命之种种遭遇逾越了他的心理承受阈限，当革命“中间物”的现实形态严重违背和扭曲了他心目中的理论模型和理想建构，他还会将问题的根源仅仅归结为作为“个人”的“元帅”、“工头”、“英雄”、“指导家”和“状元”吗？
    在生命的临终岁月，他为何不顾朋友的劝告、不顾组织的疏通，执意暴露“某一群”？他为何毫不顾及徐懋庸们的安危与恐惧：“这初看不过是‘含血喷人’的手段，是平常的，殊不知这其中有着非常恶毒的一手，那就是暴露左联的秘密，咬实我和左联的关系，揆其目的，岂不是同时要使另外一种人来迫害我么！” 用宗派主义、内部矛盾、右倾机会主义、左倾幼稚病等原因来解释鲁迅的执意决裂，显然不是糊涂就是欲盖弥彰了。鲁迅的执意决裂，自然更不是一时的忍无可忍。如果说之前的大多数矛盾、纠葛、冲突，还可以归因于人事纠纷和具体观念分歧；那么在左联解散和国防文学论战事件中，尽管表面鲁迅上已经认同和接受组织的决定，但却再也无法掩盖鲁迅和“友军”在革命的理论建构和理想形态层面存在的根本性分歧。
    作为一个文人的鲁迅，当然无法左右革命的伟力。但他的冲冠一怒，为他那来自于存在本性的“天真”自我，划上了浓重而悲壮的一笔。仔细看看他在生命最后几年的文章、书信，就能深切地感受到新一轮的“从新做过”，在执意决裂前就已经开始了。在《我的第一个师傅》这样充满温暖记忆的文章中，鲁迅都忍不住随手写入“中国的邪鬼，是怕斩钉截铁，不能含糊的东西的”。尤其值得回味的，当属临死前一个月所写的《女吊》，其结尾更是令人深长思之：“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
    执意决裂，当然不是最终目的。决裂后，他将如何调整自己的政治信仰、如何重塑自我的精神动力、如何再造作为社会人和政治人的自我形象？可惜这终成一个未能完型的命题。鲁迅生命尽处的遭遇和“转变”迹象，不能不令人深深警醒：“催生群众运动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根源在于，不管他们有多么讴歌群体运动，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者。他们相信有个人幸福可言，相信个人判断和原动力的重要性。但一个群众运动一旦成形，权力就会落入那些不相信也不尊重个人者之手。”天不假鲁迅以时日，只留下了一个“临终还要战斗”的悲壮身影。上苍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去“从新做过”。但即使再一次“从新做过”，他又如何避免革命伟力的秋风扫落叶呢？如果不是他的“友军”们在他活着时听命于王明，那么还会有以后伟大领袖的推崇吗？
    值得庆幸的是，鲁迅到死都依然保持了“一生不曾屈服”的姿态，从没有丧失那个来自存在本性的“天真”自我。叶公超尝言：“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狂，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如果细细体会鲁迅生命最后几年的文字，我们难道不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他的“梦与怒”吗？在那些满溢着“梦与怒”的文字中，我们难道不是更深切地感受到他从虚妄又回归了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