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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握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三个方面。2017年的古代文学研究围绕着这三个方面不断开拓学术增长点、拓展研究新领域，在文献、文体、文化研究，以及古代文学新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上都有许多亮点。 推进文献整理与集成式出版 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古代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助推器。2017年，学术界出版了一系列大型的古代文学文献整理和集成式的著作。如陈红彦、谢冬荣、萨仁高娃主编的《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600册），踪凡、郭英德主编的《历代赋学文献辑刊》（200册），徐雁平主编的《清代家集丛刊续编》（200册）等。这些以原书影印形式呈现的大型文献丛刊，搜罗了大量相关文献，为学者从事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的《宋尤袤刻本文选》（15册），第一次将宋代尤袤本《文选》这样重要的文献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于“选学”研究功莫大焉。由刘跃进著、徐华校的《文选旧注辑存》，为学界提供了一部汇集《文选》历代旧注以及中外传本的体大思深之著，堪称“选学”的集大成式著作。此外，陈广宏、侯荣川编校的《明人诗话要籍汇编》（10册）为明代诗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文献。熊明辑校的《汉魏六朝杂传集》（4册）则是研究汉魏六朝传记文学的第一手资料。 除了这些大型的文献集成之外，刘成国《新见史料与王安石生平行实疑难考》、潘建国《新见清初章回小说〈莽男儿〉考论——兼谈其与〈獭镜缘〉〈绣衣郎〉传奇之关系》、吴凤雏《来自汤公故里的新发现——读最新出土两篇汤显祖撰墓志铭》、郑志良《新见吴敬梓〈后新乐府〉探析》等新发现的古代文学文献对于经典作家以及文学史的研究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加强相关文体研究 2017年，古代文学界发表了众多有关文体研究的论著。李晓红《文体新变与南朝学术文化》系统探讨南朝雅乐歌辞、永明体、绝句体、七言诗等代表性文体的新变现象。葛晓音从诗歌体式的角度揭示杜甫诗体特质，拓展了杜诗学研究的视野。如《杜甫长篇七言“歌”“行”诗的抒情节奏与辨体》提出：“杜甫发现了‘行’诗和节奏与之相近的七古适宜连贯叙述的特性，开创了以七古和‘行’诗反映时事的范例，使原来没有叙述和议论传统的七古扩大了表现功能。”《从五七古短篇看杜诗“宪章汉魏”的创变》认为：“（杜甫）短篇五古没有沿袭陈子昂《感遇》和李白《古风》以组诗咏怀的传统，而是在多种题材中活用汉乐府、古杂诗和古谣谚的创作原理；其短篇七古歌行也融入了汉魏五古中的兴寄和杂言汉乐府的遗韵，这就使其短篇五七古的体调更接近早期汉诗。” 此外，赵益《孙德谦“说理散不如骈”申论——兼论骈文的深层表达机制》反思了骈文的表达机制问题，并提出：“‘说理散不如骈’命题，逻辑地彰显出‘形式’在文体问题上的本原性。”方笑一《论宋代殿试策文的文本形式》、徐雁平《论清代写照性手卷及其文学史意义》分别讨论了宋代和清代两种文体的文本形式及其文学史意义。李瑄《“梅村体”歌行的文体突破及其价值》提出了戏曲模式对“梅村体”的渗透，加深了对“梅村体”的文体体认。 重视域外汉籍研究 2017年，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举办了第二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域外汉籍研究丛书”第三辑，先行出版的有张伯伟《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童岭《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卞东波《域外汉籍与宋代文学研究》。这三部书不但展现了如何利用域外新材料研究古代文学，而且更致力于将古代文学放入到东亚汉文化圈的视域下来对中华文化的世界性进行观照。 此外，由卞东波编纂的《寒山诗日本古注本丛刊》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少新材料。其《域外汉籍与施顾〈注东坡先生诗〉之研究》《日韩所刊珍本〈陶渊明集〉丛考》等文则以域外新见的资料丰富了国内现有关于苏东坡和陶渊明的相关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