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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新文学百年”是总的主题，研究者回首来路、展望未来，为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许多宏观的思考和筹划。在学科研究方法上，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倾向和现当代文学文献学的兴盛值得注意。另外，今年的新诗研究、台港文学研究和科幻文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小热点”。 百年新文学史的回望与总结 1917年是新文学的发端。随着社会思想、文化环境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在不断重新认识新文学历史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找更具学术价值和当代意义的新话题。 第一是在“文化自信”的语境下理解百年新文学的“民族性”和“现代性”。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以“百年新文学”为题组织笔谈，宋剑华、谭桂林、李怡都认为，新文学是在西方思潮激发和冲击下的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的“新”文学，在思维、语言和价值观念上依然具有本质上的民族特性。2017年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延续了这一话题的讨论。旷新年在“全球化”语境下回顾了百年新文学与百年世界政治思想史的复杂关系，揭示了新文化运动的多重性质。谢冕、谭五昌回顾了新诗百年发展的曲折过程；孙绍振通过与郑敏的“新诗八十年反思”隔空对话，深入思考西方影响和古典传统对百年新诗发展的影响；罗振亚则对百年新诗创作和诗人的“经典化”系统进行了一番考察，分析了新诗发展过程中的“经典焦虑”问题。 第二是重新审视百年新文学的发生和命名，通过对新文学“原点”的再考察，获得对“新文学”更丰富、更具当下性的认识。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新诗运动”等新文学原初概念及诞生历史的考辨，是现当代文学研究长期进行的基础性问题。陈仲义考察了新诗的“起点”和“冠名”，从文学史和符号学两个方面考辨“新诗”这一概念的发生，在新诗百年之际重新回到新诗诞生之初，讨论新诗概念在稳定之前的丰富性和各种可能性。 第三是继续尝试突破传统文学史叙述格局。对既已形成的现当代文学史建构的不满足，使得一些研究者形成了突破范式的自觉。“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念”的讨论依然在继续，陈思和、贺仲明、罗振亚、李怡等人都就各自关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史学化倾向与现当代文学文献学的兴盛 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史料意识逐渐增强，对历史学、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借鉴，促进了“现当代文学文献学”、“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这类交叉学科的发展，“走向实证主义”和“史学化”的趋势很有可能在日后的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成为常态。作为一种必要的学科自省，有关“史学化”的讨论成为今年现当代文学学科领域里的一个热门话题，与此相呼应的则是文学与考据学科交叉的蓬勃发展。一批兼具文学批评与文献考证之长的研究者就各自专注的具体问题不断产出有价值的新成果；另一些学者则致力于现当代文献学整体架构的搭建、知识理念与方法的梳理。 2017年，金宏宇对现代文学校勘实践、版本研究、书信研究、目录及其他“副文本”研究作出讨论，继续丰富和细化现当代文献学可能涉及的领域。李怡总结了“五四”以来现当代史料文献集成工作的历史和成绩。程光炜认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料是一片“丰沃的田野”，提倡研究者进行“田野调查和开掘”，通过社会学实证研究，构筑“50后”一代小说家的创作世界。 在现当代文献史料研究的热潮中，也有学者在做“冷思考”。郜元宝认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来源于90年代以后学科内部逐渐强烈的危机感，“文学”失去光芒而迫使研究者从“历史”中寻找其“学术性”。研究者不宜过分强调“外部历史”对文学写作的决定性，在“外部历史”下，作家主体有血有肉的“内心生活”才是文学史研究的重点。丁帆、赵普光认为，史料整理的目的最终是为研究服务，不可为“整理”而“整理”。现当代文学文献学不能仅仅将文献学方法和观念平移至现当代研究上来“制造成果”，建立自身的学科价值观和学科规范，以文献促进研究，才是学科发展的长久之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