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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立元，男，1945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本文根据朱立元先生2015年12月8日在吉林大学学术演讲整理而成。 我主要针对这些年来中国在九十年代以后，新世纪以来在引入西方文论中，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思潮进来我们学界以后，据说有一部分的是分析批评或者是反思的不够，就有盲目的全盘接受，这样相对比以前多了一点。当然实际上整体上来讲我个人的看法，因为跟学界有些老师看法可能不一样，我个人的看法是主流是好的。就是说引进的过程中间，我们中国学界在新进的时候就有取舍、有选择、有批判、有反思。但是也存在我刚刚讲的好多问题在里面。拜倒在西方的，特别是当代文人的脚下，没有任何的批判。这样的就是带来一些负面效应。这个情况我个人的立场基本上是不赞同，因为这个观念也是有的，有一部分讽刺比较少的。 少数学者文章里都很明白地写着，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对于西方的东西几乎是全盘接受，完全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走。甚至有的时候不只，五四以来整个中国文人是全盘西化的过程，这个我是不赞同的。我认为主流肯定是好的，而且有些好的已经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吸收进来。有些也是成了我们话语的组成部分。有些概念我们直接从古代照搬很困难，中国古代文人很好，但是照搬肯定是行不通的。有些西方的东西在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转进了我们中国的文人话语也是适用的，这就可以解释一些新的文学现象。这一部分我们不能说这是全盘西化，这已是中国化，也是中国化的过程。所以我认为是主流。 但是另外一种，确实有一些人对西方的东西不加分析、盲目的赞颂，这个情况也是比较突出的。比如讲有一些我不知道同学们关注到这种现象没有，在新世纪以后，05年前后，中国当代讨论的一个话题也比较有影响，就是审美化。审美化以后，进一步推论就是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模糊了。广告语都可以写得比较美，就是说它也有远离审美。所以在强调文学的边界已经扩大，包容很多非文学的东西也进入了。那么文学边界的扩大，对我们对文学的基本的理解也有了影响，比如文学以审美为主要跟非文学区别的语言的形态，好像不适合。所以他们提出来要有一个文化研究转向。有个学界的朋友，我后来在文章里都讨论过。我就觉得有一点跟着西方走，把西方的文化研究抬得很高。西方文化研究有很多很有成就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多弊端。这就是我们的现状，针对发展过来，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一些情况，我个人的这篇主要是讲对西方文论当代文论发展，我这篇和耶鲁学派和文化研究是有关系的对象。因为它有代表性，对西方当代文论出现的一些，简单来说就是远离文学，远离审美和语言，甚至远离文本。文本不看也可以写也可以去理论。这情况我觉得这是西方文学理论和西方的文化研究在当代的一个，他是最新的发展，但是这个最新发展他自己实际上已经遇到了困境。 我想要反思的就是这个。我们不能看到西方的什么东西就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确实也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在里面。但是他发展到极点以后就变质了、变味了。我今天是针对这样一个状况做一点反思。但是我在这里面可能要做一些介绍，大家可能不会信。比较奇怪的一些现象也请大家谅解。我知道大家看过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这个书因为出来的时候还是比较早。我当时看了以后就觉得跟他自己以前的说法有很大的变化。后来翻译进来，就在学界里面引起很大的讨论。那么我们中国的学界，就在这两三年内，就进入后理论时代。就是说因为理论之后嘛，他讲的就是文化理论，他讲的实际上就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这个理论已经不行了，已经走下坡路了。这个理论之后在西方，他自己成为理论之后。那么在中国，也就跟着反思这个问题，西方以后不知道我们是否也会失去了我们的方向。这个讨论的也很多，我今天因为重点反思它的危机，西方当代文论的危机和困境。就以这个理论之后作为今天讲课的一个开端吧，这个理论之后也就是标志着当代西方文论，出现了公认的危机。没有什么可以辩解的。那么伊格尔顿他一开始就说文化论的黄金时代早已消失，他走下坡路的意思。他举了很多人，雅克·拉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巴尔特、福柯、威廉斯、伊瑞格里、布尔迪厄、克里斯蒂娃、德里达、詹姆逊和赛义德等等这些，这一长串人都是当代西方非常顶尖的最活跃的一些人，影响非常大的。这个伊格尔顿说他们开创新的，对他们当然不是批评了。他认为这些开创新的作者已经远离我们了。成为明日黄花。而后辈继承他们的人，未能拿出能与前辈比肩的观念。所以加快文化理论的衰落。定了这样一个调子，这个调子是比较悲观的，对西方当代文人来说，比较失望的。实际上这个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其实我主编的当代西方理论已经涉及到一部分，当然我们那个时候并没有看到这个危机，总体上我认为他们还是在，实际上他特别是到后面开始衰落这一部分我们并没有关注这一点。我们一个是讲了曾经有过大好时光，主要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到八十年代走向繁荣。往后又延伸了几年到九十年代初，到了顶峰。那么这个时候伊格尔顿就想，我们文化理论确实是非同凡响的十五年。大约从1965年到1980年期间，他的时限都讲得很明确。他说这是二战以来文化理论异军突起的唯一时期。是一个消费社会蓬勃发展，传媒大众文化亚文化，崇拜作为社会营养出现。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各等级制度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受到嘲讽攻击的时代。这是一个大转型的时期，变化很大，很剧烈的一个时代。那么他这个文化理论在这一段，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而且在那个时段逐渐走向高峰。那么这个文化理论，它其实在欧洲扩展到北美。而且不仅仅是文学方面，它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都产生影响，也对这些方面都发生影响。当然啦，这也是促使它蓬勃发展的一个原因。他指出呢，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文化理论那里，愉悦欲望与艺术语言传媒躯体，就是身体，性别族群这些用一个词概括就是文化。所以我们以前讲的一些族群啊，性别啊，这些都是文化理论当中的一些关键词吧!这些就可以把它看成一些泛文化的思想。他说那个年代引人窒息又活跃时髦，有过对综合知识广告和商品至高无上权利的交易。对那个商业商品化这种情况焦虑，走到了最高峰的时候，盛极而衰。几年之后检验这些所有文化理论，自己也有成为另一种浮华商品的欲望。成为高价，倒卖自身符号资本的一种方式。让文化理论本身成为一种符号，成为一种资本。这个符号资本的理论，刚刚也讲到了，蛮深刻的。当然，我刚刚念的都是理论之后的一些话。这其实就勾勒出了一个，在伊格尔顿心目中文化理论由盛到衰的一个历史轨迹。走过这段路的，其实他是从文学理论起步，后来发展扩大到文化理论，最后走向自己的衰落。这个过程，我觉得值得我们反思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代西方文本论的危机啊，他的征兆就是在过度泛滥西方文化理论的冲击下。文学研究和批评本身也日益萎缩衰退。就说人家的文学理论开始的文化是从这里开始，到后来他过度泛化以后，就是文学研究本身，批评本身也就萎缩了。那么，这实际上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比如美国一个当代很著名的学者乔纳森·卡勒，他写过一本书《论结构》，是我们欧阳教授翻译的。他有两个方面的看法。一方面他认为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着文学研究。他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世界，来考察。文化研究是一个包容量极大的课题，他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又发现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包容里面，其实又发生了内在的矛盾。就是在大课题当中，文学研究能够获得新的动力和见解，还是文化研究吞没了文学研究并破坏了文学研究呢?这问题，其实提的蛮尖锐的。实际情况，就是像刚才伊格尔顿讲的，文化本身走向反面了。就是有文学研究起步，最后反而破坏了文学研究。那么这个情况，也是我今天讲的一个主题，就是他的危机，吞没了文学研究。那这个文学研究就远离了文本，远离了文学，远离了审美。这个方面，我想举一个耶鲁学派的观点。他怎么从文学文本出发?最后又解构了文学自身，就这样，跨学科跨文本无止境的理论扩张。我们举一下耶鲁学派的这个例子。耶鲁学派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德里达，我们知道这个德里达影响很大，引申出来的主要代表。但是其实他在法国影响不是很大，地位不是很高。但是他到美国讲学，在美国受到了很大的欢迎。他在耶鲁大学等等，做了很多的讲演。特别是在耶鲁大学，他受到了当时还是很有名气的四个教授文学批评，他们这些人都是接受新批评的影响。他受了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影响，尝试着用解构主义的思想进行文学批评。可以说是法国理论和美国的一个中介的传播者。而且也是比较好的，把法国理论转化为批评的实践。1979年他们出版了一本解构与批评的文集。这个文集里面收录了德里达和这四位批评家，每人一篇长篇文章。这标志着结构主义批评话语霸权在美国确立起来了。这四位学者，后来被人们称为耶鲁四人帮，这是当时中国人去讲他们是四人帮。这里面，我刚才想讲的，他们的解构批评，他们发挥德里达的一些思想，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用语言的修辞性，来解构不同文本不同文体学科的界限。他们走出这一步，实际上就是在西方文论之间把文学的界限逐渐模糊起来了。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德曼。德曼其实是四人帮的老大，就是他最引起注意也最引人注目的观点，对所谓的语言修辞本身突出强调。任何语言中，修辞是语言的一种本性。任何时候不管是口头语还是书面语，语言本身就是修辞性的。修辞也是语言的本质。他里面比如他有一本书《阅读的寓言》，伊索寓言的寓言，它里面的文学和非文学的一些经典文本的解读和阐释认为所有文本用的都是比喻的语言。不光是文学文本，以及所有的语言文本，哪怕是理论的文本，本质上它用的语言都是修辞的都是隐喻的。并不是像我们一样有符号支撑有意义的，有明确的意义和界定。这样就把文学与语言的修辞性，刻画得很好。修辞性成了语言也成了文学的一种本质。他有一段话，我觉得讲的比较武断。他说我毫不迟疑地将语言的修辞的比喻的潜在性视为文学本身。修辞的潜在性，比喻性就是修辞本身。 (责任编辑：admin) |